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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困擾大抵來自四個方面:不可避免的死亡內心深處的孤獨感我們追求的自由以及生活並無顯而易見的意義可言」—《歐文亞隆的心靈療癒》

 

這陣子,大概是發生了我人生近26年來最強烈的一次內心轉變。

寫履歷自傳時,才發現原來我這些年做過那麼多事(!?),無論是營隊、是社運、是愛情、是友情,我已忘掉的、我以為我沒忘掉的,這種種,構成了我豐富多彩的大學構畫,雖然成績爛到不行,但起碼敢愛敢恨,有捨有得,不虛此行。


但在這個即將到來的尾聲,我最想說的,關於我這八年最重要的兩個體悟—不能寫在任何正式自傳中,但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兩課—也就是 歐文亞隆 所說的人的四大恐懼。

在這裡我稱它們為兩對雙胞胎:死亡的必然性/存在孤獨、自由/生命的無意義。
之所以這麼分,是因為我覺得它們分別說的是同一個概念,只有程度差別,且嚴格說起來,兩對雙胞胎從根本上也系出同源。


關於 自由/生命的無意義

我曾經有想過寫一篇文章來描述我那發生在不到20歲,驚心動魄的旅程。但目前還沒有空,也得不出一個好的時機點。

我只能總結我那時完全是依循自己的本能,絕望地在一片漆黑的大海上載浮載沉。
當時我迫切需要知道死後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否則我也活不下去。

那是一個即便時至今日我也沒有勇氣重來的經歷,回頭來看卻是必要的。它根本上的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我的目光從此得以越過現實,看見生活每一吋幸福背後的骷髏。

我也就此明白了或許這個謎題我們終其一生不會解開,但就人生的「意義」而言,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答案。

我還明白了「意義」僅是一種被發明的選擇,不是一種可發現的真理。
你可以選擇你的神,在一個甜蜜的世界中去膜拜它的喜怒無常;也可以選擇在一個無神的世界中行走,享受全然自由的荒涼,而這兩種路沒有對錯。

為了避免虛無主義,我們必須有兩個使命:第一個使命是發明或發現生命意義的計劃,讓我們足以奉獻一生;第二個是努力忘卻先前的發明,說服自己不是發明而是發現了意義的計劃,它原先就獨立發生在『存在』之外。」—歐文亞隆《媽媽及生命的意義》

 

關於 死亡的必然性/存在孤獨

這三年,我下意識地把我生活圈的儀式清空。我甚至在意識層面不太知道為什麼我為什麼有這種需要,但過程中我拒絕了每一次靠岸的機會,沒有盡頭的在這一片死寂的大海上航行,只為了去求取我尚不知它在何方的平靜。

「根本的焦慮源於個人的千方百計—也許是自覺,也許是不自覺的—要解決生活中難以接受的事,要解決生存的『既定事實』。」—歐文亞隆《愛情劊子手》

我這三年有了什麼,我體驗到了一種極致孤獨的感受。
由於我的成長背景和天生性格,這在我孩提時代就開始糾纏我的夢靨,在這三年以萬花筒的形式變著花樣被放大百倍,而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開拔紮營中,嚐盡這個滋味的虛無感。

台南

台南是我實習醫生生涯的起點,也是我徹底失去自我,在一場主流價值和自我意識中展開拉鋸苦戰的階段。

要我用一段話來說明那時候的狀況,這段由《最後的邀請: 父予子的告別禮物》中 帝奇亞諾 描述他在日本遭受職業生涯重大挫敗的文字,可以很好的重現我當時的心理狀態:
這完全不是我的本性,因此引發了憂鬱症。這種感覺很難說清楚,不知道為什麼,我有一種自己就要成為日本人的感覺—真的是這樣,而且你知道的,這真的是很嚴重,因為我不再是我自己。我身上殘存的只有記者身分,還有『一個好談話的對象』的角色,而後者是由記者身分衍伸出來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活著的價值,作為一個醫學生,我常常覺得自己跟周遭格格不入,因此引發了一種贗品的破碎感。

後來這段旅程以我用意志力強制自己回歸真正的本性作結,但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只是暫且擱下。

花蓮

作為原本在我腦中只是一個泛稱的「東部」的一部份,花蓮比我想像中的更隔絕。從氣候到人文,無一不與我從小成長的環境大相逕庭,光是氣候我就以不斷大病適應了兩三個月,而在心理上我始終不能真正習慣不太在乎閱讀和文藝活動的地方。

一開始還挺新鮮,後來意識到我面對的社交環境是比台南更苦的狀況,我簡直是嚇壞了,而這次我所有心理的避難所都被封死,是一點退路也沒有。

在台南我是對自己的狀況充滿自責和自卑;在這裡我變得焦躁、易怒、情緒異常敏感。
我想擺脫這種狀況,可是沒有一個地方能讓我使得上力,事實上是我完全沒有努力的空間,就像在一座滑溜溜的枯井中。

台東關山

花蓮還有市中心,關山是個徹徹底底的小鎮。
不僅如此,我們被關進診間,每日沒日沒夜地跟診15個小時。我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就在診間站著,對著實在回應不了的笑話禮貌性微笑,再讓別人對我的笑話禮貌性微笑,如此沙漠式的進行日常。

花蓮我體會到的是驚恐,在關山我只有絕望。我所有試圖擺脫這種內心孤寂的嘗試,在這裡宣告了全面性的挫敗。

在某一個週末,我逃到池上鄉去,意外讀到《當尼采哭泣》這本書,經過這麼多年的掙扎,我終於在這本書哲學式的當頭棒喝中徹徹底底絕望了。
我終於接受人的本質就是孤獨,這種理解讓我來到了痛苦的最底層。



而神奇的是,就在我真正放下所有對關係的冀求,一個清晰的理解一點一點在我心中成形。

這25年來,對孤獨的恐懼就跟一隻瘋狗一樣,不講道理的在我腳後跟瘋狂追逐,我越是逃,就越覺得千萬不能被牠追上。

伊比鳩魯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們減輕痛苦,那麼人類痛苦的根源是什麼呢?伊比鳩魯認為,正是無處不在的死亡恐懼」—歐文亞隆《直視驕陽:征服死亡恐懼》

我用的方法是什麼,或許總有對一個新家庭、友情、愛情的渴望,但總體來說,我認為我在等待一個奇遇—一個決定性的、對我25年逆來順受的一個奇蹟式的報償。
它能一掃我這輩子所有不能奢求被照亮的黑暗角落,進而說明我的人生究竟意義何在。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奇蹟或許根本不會出現,我根本不敢去設想這個假設有任何錯誤的可能性。

但就在我完全接受人的孤獨是跟存在緊緊相依,沒有結束的一天時,我等於被迫轉身正眼和那隻瘋狗對視。
我轉過身,發現牠不是一條獵犬,而是我的影子。

就在那一刻,我所有沒有被滿足而始終懸在頭頂的渴望—一個緊密的家庭,一個筵席不散的群體,一段交纏的感情關係,一個更好的自己—全都卡卡卡的被剪去,那些曾經把我的內心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妄想,像氣球一樣飛向空中無影無蹤,而立在這一片空蕩蕩中拉著一個全新的支點—我的存在,就只是存在。

希望是最終的禍端,希望是災禍中最糟的一個,因為它延長了折磨」—歐文亞隆《當尼采哭泣》


對死亡的徹底接受,才讓我終於發現,這麼多年來我活得多麼有罪惡感。

就跟疾病予人罪惡感一樣,孤獨、衰老跟死亡,以寬廣的定義來說,都是一種疾病,也同樣得會予人罪惡感。
我在擺脫這種孤獨上做的努力,就跟所有人在試圖擺脫死亡的努力實際上並無不同;
我認定自己肯定有哪裡做不好才受此懲罰的負疚感,也跟所有人對於自己終有一死的負疚感一模一樣。

因此我們拼命進入關係,追求名望,投入信仰,膜拜金錢,目的都只有一個—確保自己的生命能以某種形式不朽。
如果我們不能如願得到那些東西,我們就優化自己。
為了進入永生的大門,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我們相信永生是需要證明資格的大禮,你要比別人更美麗、更聰明、更虔誠、更有名,才有這個榮幸。

這種『應該多做一些』的感覺,反映的是內心深處渴望掌控人力所無法掌控的事,當一個人為了『應該多做一些』感到愧疚,那就表示確實有一些事情事可以做的—這個讓人安心的念頭,在面對死亡時有助於將我們誘離可憐無助的感覺。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精心設計的幻覺裡,認為人可以無止境的發揮能力與追求進步,總相信生命就是不斷向上成就些什麼,只要有足夠的意志力就可以。」—歐文亞隆《直視驕陽:征服死亡恐懼》

人們對不可避免的死亡所產生的恐懼影響了我們享受生命的歡愉,剝奪了人生真正的快樂。由於沒有什麼能滿足我們追求生命不死的需要,那麼所有的行為從本質來說都沒有價值。死亡恐懼被那些經過偽裝、改頭換面的呈現出來的表象所取代,如狂熱的宗教信仰、痴迷於累積財富及追求名望等等,因為這些都可以提供給人們『不朽』。」—歐文亞隆《直視驕陽:征服死亡恐懼》


在我徹底對擺脫孤獨絕望的那一刻,就是我接受了人的存在終將結束的那一刻,也就是我終於真正自由的那一刻。

我明白孤獨和死亡,不是上天對人的懲罰,它只是一項事實,一種既定的命運。
走在路上的每一個人,無論有什麼樣的家庭,什麼樣的關係,什麼樣的名利,我們的本質並無不同,這項事實並不會因為你看似得到了什麼而改變,只會因此讓你可以暫時忘掉恐懼。

所以你不必因為這樣的命運感到被詛咒,反向來說,我也根本不用試著去證明自己是值得存在的,因為我的價值跟我會不會有一天灰飛煙滅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當然也跟我究竟為不為人所愛也沒有關係。
我跟萬事萬物都平等,但我也永是我,既合一又獨特。他人的愛慕並不會使我增美增能,他人的鄙棄也並不會使我減損半分,我不是我的外表,我的財富,我的思想,我的成就,我就只是存在而已,我存在的每一個當下都很完整。

有了這項認識,我才開始可以360度無痛的轉動我的目光,去直視我曾經不敢面對的過去已逝的歡樂和不能彌補的過錯,現在達不到的完美,和未來可能永不實現的渴望。
過去是過去了,因為我所走過的每一條路都因為是我而毋須被批判,自然也沒有解釋的必要。
而未來就讓它有自己的意志,因為我已經不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證明我存在的正當性了。
每個當下都是生命可以圓滿的時刻。

或許是死亡使得人生更加有活力、更加珍貴。死的事實讓人生顯得特別辛辣,讓人生的種種活動又苦又甜。的確,活在夢境裡或許能讓你永生不死,但在我看來你的生命卻是一片虛無。
早在數十年前,我就領略到面對死亡可以治療憂傷。明白死亡本身雖然會使我們毀滅,但死亡的觀念卻可能拯救我們。對死的知覺使我能擺脫瑣事羈絆,而著重在真正寶貴的事物上。
非本真的存在意味著沉溺於轉瞬即逝的消遣,如美貌、風度、地位或名望;而本真的存在則意味著你不但覺知到存在與死亡,也對其永恆不變的生命特性保持警醒,而且能夠更熱切、更樂意去做一些有意義的改變,你會迅速承擔起人類的基本職責,創造一個投入、豐富、充滿意義以及自我實現的真實人生。
」—歐文亞隆《直視驕陽:征服死亡恐懼》


我曾經走過一次蔭谷,嚴格說起來,我爬過,我爬了25年。
我親手捏碎我每一分微小的希望,就是下意識的認定這種毀滅中有一點我必須去明白的真理。
只有徹底的孤獨,徹底的絕望,才能讓你明白每時每刻都必須活在當下,而生命是一個循環不息的奇蹟,不要去要求完美的終點,它本來就是完美的。

我現在真正明白,無論我這生能夠成就什麼,無論有沒有人來愛我,有沒有人為我所愛,那都不影響我的本質。
我存在的價值我明白,天地也明白。
那就夠了。

 

後記於12/12:「死是合乎本性的東西,合乎本性的東西便不是惡。」—奧里略《沉思錄》


後記於01/02:

今天在寫忘年會的劇本,突然很想念以前辦營隊、辦中夜的時光,主要是因為以前的劇本都是熱愛戲劇的大家一起用好幾個晚上寫就,而現在只剩我了。要不是最近在寫自傳,也不會這麼快回憶起來。

也因此想到了一個我最想再跟他說話的人一W。
有時卡死在一個地方,會想到:如果是W會怎麼做呢? 如果是他來寫肯定寫的更好;或是寫到哪個橋段心裡想::W肯定會喜歡的,眼淚就又要掉下來。
他那麼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想到他可能還會為那件事持續不快樂我就傷心極,但我們那時候實在太小了,處理不來那種複雜事。

雖然之後的發展無法預料,我們無論是哪個人之間都各奔西東,但起碼那時候的我們是快樂的,整個製作戲劇的經驗所帶給我的影響也永無法被其他事物取代,成了我的一部份。又或許,那個跟這些最初始回憶緊緊相連的我,對人性,對幸福,對友情那樣的篤定的我,和他一起壓縮成了一小片遺憾,永永遠遠留在我心中。

 

後記於01/10:
今天做了一個夢,在夢中我又回到了大學生活,很驚訝原來我心底仍然留著那種目光,可能跟昨晚跟J聊到高中時光有關。
無論如何,我將這視為我三年獨處生涯即將告終的徵兆,畢竟重返人間的滋味多麼熟悉,多麼有味,我已經在夢中不小心嘗到了。

 

後記於01/20:
「生命臨近結束的時候,就猶如一場假面舞會結束了,我們都摘下了麵具。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只有當生命臨近完結之時,我們才真正認清和明白了我們自己、我們真正的目標和方向,尤其是我們與這個世界和他人的關系。」—叔本華《叔本華人生哲學》

 

後記於01/28:摘錄自《我們為什麼會主動尋求孤獨?|孤獨感中有你深藏的秘密》

「精神分析師們在多年的臨床經驗中發現,主動尋求的孤獨狀態,很多時候和羞恥、內疚等負面情緒相關。

我們首先來簡單區分一下羞恥和內疚這兩種情感。
羞恥感會讓一個人覺得自己存在一些“不能公諸於眾”的東西。它讓人趨於沉默,趨於回避人群;
內疚感則讓人渴望獲得他人的原諒,它其實是指向訴說的,需要他人的存在來緩解這種情緒。
因此我們能夠看到,雖然我們經常把羞恥和內疚並列提及,但他們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情感。但它們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比如說,它們都會帶給一個人“自我懲罰”的欲望和傾向

羞恥感帶來的自我懲罰,來源於感覺“自己不值得”,指向自我毀滅;
而內疚感帶來的自我懲罰,則來源於感覺“自己原本可以更好”,指向自我救贖。

但這兩種自我懲罰的傾向,都會以“孤獨”這個形態表現出來。此時,孤獨是一種自我攻擊。

 

後記於02/16:回應昨晚酒聚,Lee提出的關於『集體潛意識』和失去自由的恐懼。

「的確,在決定論和『集體潛意識』的名義下,精神分析學家所堅決拒絕的,正是這種『選擇』概念。這種潛意識應當向人類提供預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徵主義。因而它要解釋所觀察到的夢與夢的、無目的行為與無目的行為的、神志不清時的幻覺之間的、比喻與比喻的,以及人的命運之間的相似之處。

要談及自由,就不應當去解釋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處。但是,自由觀念並非同某些永恆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說精神分析的方法盡管在理論上是謬誤的,卻往往是有價值的,那是因為每一種個別情況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處境與行為模式往往重復出現,而決定的契機則從普遍性與重復性的烏雲中閃現。」—西蒙波娃《第二性》

 

後記於2020/05/12:

「當你明白虞姬為何而死,當你看見盧貝松的碧海藍天,當你理解待上大半輩子後步出監獄的腳步多麼艱難時,你也會懂得賈克堅持回到海底一看、1900寧願放棄生命也不願下船的理由。畢竟,平庸如我們都沒有勇氣面對生命都將無可避免走向一片焦土荒原的事實。」—Let me sing you a walz


「你想知道我見過的最悲傷的事嗎?

我小的時候我哥和我想要一隻狗,於是我父親帶回家一隻老靈犭。
靈犭是一種賽犬,終其一生都圍著賽場一圈圈的跑,追逐毛氈做成的兔子狀的東西。

有一天,我們帶它去了公園。我爸警告過我們這狗跑得有多快但是...我們抵擋不住誘惑,於是我哥取下了狗繩,就在那一瞬間,那條狗發現了一隻貓,我猜它一定是誤把那隻貓當成了毛氈布做的了,他就撒開腿跑,我從沒見過比那隻狗跑起來更美的東西,直到最後它抓住了那隻貓。

令大家毛骨悚然的是,它殺死了那隻小貓,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後它坐在那裡一臉迷惑,那隻狗的一輩子都在試圖抓住那東西,現在它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西部世界》

 

後記於2020/05/12:以下摘錄自 歐文亞隆 2000年5月於美國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國精神衛生協會年度會議上發表的得獎演說,此演說曾在美國心理治療期刊2002年第三期發表。

縱觀歷史,每個文化之中的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這些終極關懷,他們都尋求一些方法去逃避人類處境之中的內在焦慮。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伴隨著死亡、無意義、自由(即存在結構的基本缺乏,das nichts〔德文,意思是「虛無」──自由的深淵〕)以及基本孤獨的思想而來的焦慮,然後宗教出現,成為人類希望緩解存在焦慮的初步嘗試。

因此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正是由於存在焦慮普遍存在。很明顯是我們為了安慰自己而創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創造了我們,正如剛有文字記載時,就有哲學家指出,我們以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他們,好像前蘇格拉底時代的自由思想家色諾芬尼(Xenophanes)在2500年前寫的:「如果獅子會思考,牠們的上帝便會有鬃毛和獅吼。

無意義

我們人類看來是尋求意義的生物,卻不幸地被丟進一個缺乏本質意義的世界。我們的主要生命任務之一,就是編造一個人生目標,藉以堅固地支撐生命,然後我們又必須運用技倆,否認自己就是這個目標的原作者,以推斷出是我們 發現了它,它一直在那邊等待著我們。

我們持續不斷尋找生命體系中的實質目標,常使我們陷入危機。由於關注人生目標而要尋求治療的人,比治療師所意識到的更多...

最近我看了一本很美妙的書《請聽,我心》,是美國三藩市精神分析師兼出色抒情詩人艾倫惠理斯(Alan Wheelis)寫的回憶錄,當中一段與我們話題相關的描述使我印象深刻。作者當時正在帶著他的狗蒙特在散步:
當我彎腰拾起一根樹枝,他會立刻走到我面前,現在這件偉大事情就已發生。他有一個使命,他從不對這個使命作出評估,他會全力獻身完成這個使命。無論任何距離、跨越穿過任何障礙,他都會奔跑或游水去拿取那根樹枝。
他拿到後就會把它帶回來,因為他的使命不單是拿到它,並要把它帶回來。

現在他步近我時越走越慢,他想把樹枝交給我以完成任務,但他又不喜歡完成這個使命,因之後又要回復等待的狀態。
他和我一樣,都需要為某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效勞。在我準備好之前,他必須等待。他很幸運有我為他扔他的樹枝,而我也在等著上帝為我扔我的樹枝。等了很久之後,誰知道何時(如有的話)他才把注意力再次轉向我,給予我完成使命的心情,正如我給予蒙特的那樣?

為何這段文章會使我印象深刻?想像生命中有一個預定具體的任務,這是多麼令人嚮往。在我們之中,有誰沒有過這個願望:但願有人會為我扔我的樹枝。
當知道在某處有一個真實、存在、主宰、預設的人生目標,那是多麼令人安慰,而非只是無形、縹緲、被編造出來的生命目標,在我看來無可避免地都是由我們太陽系的終極遠像中等待毀滅時所產生出來的。

生命意義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所有具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當然,能為我們與上帝終極個人目標溝通的宗教啟示,不論有多困難和冗長,都會高興地受到歡迎。
對於生命意義的難題,比起由本性傳給我們更理性但令人沮喪的訊息,宗教的解答來得更舒服,那訊息只會提醒我們在宇宙中、在生物鏈中的卑微地位。我曾看過一幅難忘而尖刻的漫畫,在每幅小格中畫有一些物種,例如蚯蚓、魚、鳥、蛇、牛,每格都有一個生物,重覆著同樣的呢喃:「進食、生存、繁殖。進食、生存、繁殖。」最後一格畫了一個人,擺著羅丹「思想者」的姿勢,自言自語地重覆呢喃:「這些都是為了甚麼?這些都是為了甚麼?」其他物種看來都心裡明白,只有我們人類無法解決,反而需要並繼而認定一些更高層次目標或使命是存在的。

對於堅實而令人滿意的人生目標方案,幾乎所有臨床及理論研究都指向一些目標,例如享樂主義、利他主義、奉獻、傳承、創造、自我實現。對我來說很明顯,假如人生目標方案是自我超越的(即直指身外的事情或人物)、愛的動機、創造過程、對他人或一個神聖實體的愛,它們就承擔著更深厚和更強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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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我遇到的年輕高科技新貴,繼續在做著大同小異的事情:成立新公司,設法重覆著以往的成功。他們告訴自己的原因,是為了證明他們的成功並非偶然,沒有某個合夥人或導師都可獨自成功。他們提高標準,他們和家人不再因銀行有一二百萬元而有安全感,他們需要五百萬、一千萬、甚至二千五百萬元達至安全感。當他們已擁有花不完的金錢,但卻沒停止賺取更多的金錢,他們意識到那樣已是無意義和非理性。他們也意識到,他們正取走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和貼近內心的事物,但卻無法放棄這個遊戲;他們告訴我:「錢就在那裡,我只須把它拾起。」他們必須繼續做生意。有一位地產企業家告訴我,他一旦停下來就會感到自己消失。許多人害怕無聊,即使是最輕微的無聊感覺,都會將他們立即送回那個遊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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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處理其他存在主義終極關懷(死亡、孤獨、自由)的方式不同,在我的臨床執業中發現,人生目標最好迂迴地處理,最好不要直接追尋目標,而是容許投入一個正在擴大、令人滿足、自我超越的嘗試,繼而產生有意義和真實的密切關係。
我們治療師所能給予最大的幫助,是識別並協助清除這種關係的障礙
,正如佛陀的教導說,直接追尋人生目標並無開導作用,最好就是將自己浸入生命的長河之中,讓這個問題漂流離去。

存在孤獨

首先我們需要就治療專業上對孤獨一詞的幾種用法作出區別。

一種是內心孤獨(Intra-psychic isolation),指的是與自己隔離。這是一種古老的觀念,想想賓斯旺格(Binswanger)在討論愛倫威斯特(Ellen West)如何不再了解她自己的想法時,對她作出的描述:「這是最為孤獨的狀態,幾乎與個人的自主有機體完全隔絕。」佛洛伊德把孤獨的防衛機制形容為將一些不快記憶的影響除去,以及中斷與這些記憶的關聯,使它們從日常思想過程中隔離的一個過程,許多治療師如福律茲培爾斯(Fritz Perls),經常把心理治療的目的形容為幫助病人把他們自身分裂的各部分重新整合。事實上,培爾斯把他的方法稱為完形療法 (Gestalt therapy),以強調這療法是以「完整」(wholeness)為目標(請留意完整 whole、療癒 heal、健康 healthy、健壯 hale 的詞根)。

另一種是人際孤獨(Interpersonal Isolation),通常被體驗成孤單,是在治療中十分普遍的問題。...

最後,除了內心和人際孤獨之外,還有存在孤獨(Existential Isolation),這是更深層的傷害;它是一種更基本、集中於存在的孤獨,指的是一個自身與外界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不單是自身與外界、更是自我與世界的隔離。據我經驗,這個現象在面對死亡的病人中感覺最為強烈,因為那時病人才真正意識到他是獨自誕生在這個世界,也一定會獨自離開這個世界。我們或許希望在死亡時有其他人在旁,我們或會為著某個人或某個原因而死,但卻絲毫不減死亡的孤獨。儘管我們或會希望其他人陪同著我們死去(正如很多文明古國中的君主所做的一樣),但死亡依然是人類最孤單的經驗。話劇《每個人》在七個世紀後仍在上演,記得當主角「每個人」被死亡天使探訪時,他乞求暫緩或延期。當這個請求遭到拒絕後,他再乞求容許在他的死亡旅程上有人陪伴,死亡天使答應他:「當然可以,假如你能找到這個人。」在話劇的剩除部分,「每個人」一直在找這位旅伴,而所有朋友和親戚都以最站不住腳的藉口拒絕了他,一位遠親更以腳趾抽筋為藉口。最後,他求助於象徵人物「美麗」、「智慧」及「財富」,但連他們都拒絕陪同他上路,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這齣基督教道德劇中的「道德」,話劇的結局就是「善工」陪同「每個人」踏上他的最後旅程。

宗教慰藉與心理治療都各自發展出自己的方法,緩解各種孤獨形式所引發的煩躁不安。
牛津英語詞典告訴我們,宗教(religion)一詞的其中一個字根是religare,意指束縛或捆綁。《羅馬書》中利用religare這詞暗示各種不同的束縛,包括自己與家庭、與祖先、與國家的束縛。這個束縛或捆綁在一起,或者讓我們描述為聯繫(connectivity),生動地闡明了心理治療與宗教兩者相似的使命。事實上,聯繫是目前所有當代精神探索模式中一個很好的共同點。

在任何有關宗教和心理治療的討論中,「聯繫」一詞都有重要價值。治療師的最高目標,就是與病人盡量深入和真實地聯繫。...其中一位病人對「聯繫」提出一個可愛的描述:「我知道我們是在黑暗中航行的每一條船,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條孤單的船,但當見到附近其他船上搖曳的燈光,仍會使人感到莫大安慰。」

在面對喪偶者的治療期間,我對於源自聯繫破裂的絕望印象深刻,這種絕望甚至超越了喪失的體驗。
喪偶的人會談到過著無人留意的生活時所受的痛苦,無人知道他們何時回家、何時睡覺、或何時甦醒。誰不曾見過人們繼續維持一段令人十分不滿意的關係,正是為了渴望一位生命見證人?我們治療師又有多常通過成為病人的生命見證人而提供協助的呢?

死亡

死亡是最公認、直覺上最明顯的終極關懷。...對死亡的關懷總是存在,它從下面滲透出表面。沒有其他事情如死亡般長期纏擾著我們。從童年時代起,我們都曾被死亡的黑暗勢力佔據著內心世界,往往在意識的臨界邊緣,而我們已建立一些以否認為主的防禦機制來抵抗死亡的焦慮,這些防禦機制在性格的形成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哲學家都曾論述過生與死兩者互相依賴的關係:學習好好生存,就是學習好好死亡;相反,學習好好死亡,就是學習好好生存

人們與死亡對峙時,經常會創造一個戲劇性改變觀念的機會。
海德格(Heidegger)談及兩種生存模式,首先是一種「日常」模式,我們對世界事物狀況感到驚訝,這是一個因週遭豐盛的事物而使我們忘記存在、忘記逃走、忘記平靜的狀態。之後是一種「本真」(ontological)模式,一個覺識存在(mindfulness of being)的狀態,在存在之中我們真實地活著,為事物的存在和它們的最初本質而感到驚訝。人們在這個狀態就已就準備好生命的改變了。

我們怎樣才能由日常狀態轉移至本真狀態呢?雅斯貝爾斯(Jaspers)將主要轉移途徑稱為「邊際經驗」(boundary experience)——一種猛醒、不可逆轉的經驗,將人們從日常模式轉移至一種更真實的模式。在所有可能的邊際經驗之中,與死亡對峙是目前來說最有力的。

我們一再看到與死亡對峙的人,他們的生命出現戲劇性的改變,這個題材在偉大文學作品中很常見(例如《小氣財神》中的旨顧己、托爾斯泰所著《戰爭與和平》中的畢瑞,或伊凡伊里奇)。
癌症病人曾經描述過他們的經驗,重新排列生命的價值和輕視生命中的瑣碎事情,對不重要的事情說「不」,盡力關心所愛的人、大地的節奏、季節的更迭、為別人安排預備死亡的模式。
癌症以可怕的方式治癒心理精神病,而死亡則為生命賜予一個確切又喜又悲的沉痛。
我們仍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儘管肉體上的死亡毀滅了我們,但死亡的概念卻可拯救我們。

...

在我看來,大部分宗教教義都可能運用了一些治療方法,但多數都通過否認死亡的定局為信徒提供強大的安慰,包括透過靈魂不滅、審判、救贖、天堂、與愛人和上帝重聚、輪迴、與宇宙生命力量結合的概念。

自由

我有否試圖將我的信仰觀點強加於我的病人?當然沒有,我的任務是提供幫助,意即對於病人的信仰系統要盡量有同理心(詳盡地找出病人的心窗)。

但除了同理心外,還需要更多:病人要向治療師全面告知他的宗教觀,如此教誨是來自病人自己或治療師的獨立研究。有時我亦曾向神父和修女提供治療,我會敦促他們更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以獲取其中應得的安慰。有時治療師的任務之一,就是揭露以下行為的合理化:容許個人在更主要的宗教活動之上,重新排列和提升另外一些宗教活動,例如當個人過度侍奉精確的宗教儀式,優先於表達愛、慈善和分享的情況出現。

這就是我就對信仰非常依賴的人所作出不涉及我自己的表面回應,然而我內心的沉默回應又是甚麼呢?我們對信仰需要的力量和執著,通常都使我感到十分詫異,這種需要揮之不去:我們對生物學以外某些東西的信仰需要,竟是如此不尋常地固執,到處包圍著我們的不只是各式宗教信仰,其中許多都堅持某組特定信仰是獨一無二的,而且還有一些較少思索性和較明顯非理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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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對人類處境的潛在脆弱感到深切悲傷,它引發了我們對信仰的輕易相信和強烈需求,像新生氧般必須並將會立即粘附在某些東西。面對專為人類設計非理性信仰的危險,有時我對未來感到擔憂。超自然信仰可能會毀滅我們,而並非缺乏信仰。我們只須回望過去,就可探尋到固執的信念導致廣泛破壞的痕跡,或者我們可看看當代在中東或印度次大陸的多次衝突,互相衝突和固執的原教旨主義信仰系統威脅著數百萬人。
我喜歡尼采的格言:個人對事物的信念談不上甚麼勇氣,但對信念的改變則需要勇氣。

有時當我想到一個人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強迫性行為的束縛上,持續進行冥想或過度沉溺於宗教儀式,我都感到悲傷(但沒說出來),這些束縛使人類失去自由、創造力和成長的一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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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激人類存在中的苦,但我從未體驗過這苦大到需要犧牲性命。我更喜歡一個尼采式的慶賀生命、投入生命、愛上命運的思考方法。
在治療瀕臨死亡的人期間,我學會了每個人對死亡的焦慮是與其「沒有活出的生命」的總量成正比。那些感到活出豐盛生命、完整其潛能及命運的人,在面臨死亡時都感到較少恐慌。
卡山扎契斯(Nikos Kazantzakis)是一位著有許多偉大慶賀生命藝術作品的作者,例如《希臘左巴》、《希臘式受難劇》,治療師可從中學到許多。他跟尼采一樣都是反宗教的虔誠信徒,因他被逐出教會,他被安葬於克里特島首都伊拉克利翁的城牆之外,墳墓上自選的基誌銘是:「我無求,我無懼,我自由。」我喜歡他在主要作品《奧德賽現代續篇》中對生命的建議:「除了一個燒毀的城堡外,甚麼都不要留給死亡。」這是對我們生命、也是對我們治療工作的一個不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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