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日記

 1932年，梁從誡出生，結識費慰梅夫婦 ( 按：即本書作者 )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兒子的出生...

當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
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媽媽。
中國的傳統要求她照顧她的媽媽、丈夫和孩子們，監管六七個僕人，還得看清楚外邊來承辦伙食的人和器物，總之，她是被要求擔任法律上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戶外的差事都交給僕人去做。家裡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親戚、參加葬禮或特殊的慶典時才外出。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
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
可是此刻在家裡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錯。
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這正是我們相識的時間，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從這狹窄的條件中產生。
她需要一個志同道合的同情者來傾聽她的訴說。她發現有機會使用她的英語技能來說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
在我這方面，我那時剛剛跨過中國生活的門檻，她的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導我登堂入室。 

按：林徽因和費慰梅相識在1932年的北平美術俱樂部。
慰梅說，她和徽因幾乎「一見鍾情」。
徽因也感謝生命中有慰梅出現：「遇見你真是我的幸運，否則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並享受到兩位女性之間神奇的交流。」
費正清如此描述林徽因：「徽因是一位極富創造力的天才作家、詩人，有著極其敏銳的感受力和廣博的興趣。在社交場合洋溢著迷人的魅力。在家中，或者在任何場合，所有的人總是圍著她轉。」

我進入這家的生活，被母親和僕人們報以懷疑的眼光。
雖然我是受邀請來的，但我是一個外人。我的外國面容和衣著表明了我的差異，在馬路上碰見倒很安全，可在家裡就有點預示不祥。
儘管有這些疑慮，不久我的出入還是被承認了。 ...

隨著我們友誼的加深，我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去。
一個僕人把天井入口處紅漆的雙扇大門的門閂打開，我就穿過小花園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裡坐下並泡上兩杯熱茶，我們就趕快開始敘述我們各自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
我們有時分析和比較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著我們就轉向我們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把關於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告訴對方。

徐志摩

天才的詩人徐志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
她不時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說話來思念他。
我時常想，她對我用流利的英語進行的題材廣泛、充滿激情的談話可能就是他們之間生動對話的回聲，那在她作為一個小女孩在倫敦時就為她打開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金嶽霖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學家金嶽霖，實際上是梁家一個後加入的成員，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裡。
梁氏夫婦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門，經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過這扇門，他常常被找來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
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裡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種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混在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 

文人聚會

這群人是老金在大學裡的親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兩位政治學家。
張奚若是一個講原則的人，直率而感人。
錢端升是尖銳的中國政府分析家，對國際問題具有濃厚的興趣。
陳岱孫是一個高個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
還有兩位年長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領域中取得了突破。
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領導著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掘。
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在倫敦留學，領導著影響很大的社會研究所。

這些人都和建築學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樣，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現代化主義者。
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們也會出席並參加到熱烈的談話中去。 

我們也受到了邀請，在我們剛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時作為徽因的客人參加。
我們受到老金的歡迎，其他人在相互講故事時當然是用中文談話、耳語和哄笑，也容忍了我們。
當次年費正清成為清華的教員，而我們的中文也學得好一些時我們就不再是外人了。... 

徽因的朝南的充滿陽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會」那樣擠滿了人，而來的人們又是各式各樣的。
除了跑來跑去的孩子和僕人們外，還有各個不同年齡的親戚。有幾個當時在上大學的梁家侄女，愛把她們的同學們帶到這個充滿生氣的家裡來。
她們在這裡常常會遇見一些詩人和作家，他們是作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來的，常常由於有她在場的魅力而再來。 

左起: 張奚若、金嶽霖、徐志摩

沈從文

著名的小說家沈從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長大的。他在那裡當過兵，跑過許多地方。現在他住在北京，基於他早年的生活寫成許多小說。他曾經一度在清華教書。
1934年，他被任命為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裡發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屬於同一年紀。她很喜歡他的作品的藝術性和它們所描述的那種奇異的生活——這距離她自己的經歷是如此遙遠。
他們之間發展了一種親密的友誼。她對他有一種母親般的關懷，而他，就和一個親愛的兒子一樣，一有問題就去找她商量要辦法。 

一個例子是，沈從文所愛的年輕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個人暫時留在了北京。
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著趕到梁家，來尋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訴她，他每天都給他妻子寫信，把他的感覺、情緒和想法告訴她。接著他就拿出他剛剛收到的妻子的來信給她看，就是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
他給妻子寫了一封坦誠地表露出他對一位北京的年輕女作家的愛幕和關心的長信，其中一句傷心的話就引起了他妻子讀信時的嫉恨。
他在徽因面前為自己辯護。他不能想像這種感覺同他對妻子的愛情有什麼衝突。當他愛慕和關心某個人時，他就是這麼做了，他怎麼可能不寫信告訴她呢？他可以愛這麼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樣的嘛。 

對徽因來說，像這樣小的感情糾葛是生活之必需。

「如果我寫一篇小說，描寫同樣的情節和同樣的論據，人家一定會認為我虛構了情節，不忠實於生活！
但現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這樣。而且在許多人當中，就有他，那個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氣的人，他本身是個小說家，是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這個困境，就跟任何一個年輕和無經驗的小孩子遇到這種事時的感受一樣。

他身上的詩人氣質背叛了他，並且在生活及其衝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萊並回憶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傷奮鬥。
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歡樂。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討人歡喜！而我，坐在那兒跟他談話、斥責他、勸說他，同他討論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慘、理想和現實，又是顯得多麼蒼老和疲乏！…… 

過去我很少想到過，像他那樣的人，生活和成長在這麼不同的環境裡，會有這樣我完全能夠理解的感受，並且會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場合會遭遇到的問題。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和深刻的經歷，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普羅文學根本沒這麼回事。好的文學就是好的文學，不管人們的意識形態如何。
從現在起我將對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並企圖讓我相信它們的價值一佯。好哇！」 

按：徽因致信沈從文
「不過我同你有大不同處：凡是在橫溢奔放的情感中時，我便覺到抓住一種生活的意義，即使這橫溢奔放的情感所發生的行為上糾紛是快樂與苦辣對滲的性質，我也不難過不在乎。
我認定了生活本身原質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願也隨着賠償這天賜的幸福，埋在悲痛，糾紛，失望，無望，寂寞中挨過若幹時候，好像等自己的血來在創傷上結痂一樣！
一切我都在無聲中忍受，默默地等天來布置我，沒有一句話說！」 

 1934年，山西建築田調

按：1934年8月，梁氏夫婦準備邀請費氏夫婦同往北戴河避暑，正巧費氏夫婦剛剛向好友借得山西一幢磨房別墅，邀請梁林二人隨他們到山西的汾陽城外峪道河去消夏。
因為汾陽離趙城不遠，趙城的調查本已列入梁、林的計劃，因而也就欣然同往。
梁氏夫婦與費氏夫婦一行，以峪道河為根據地，向鄰近的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城等縣作了多次考察，發現古建築40餘處。
正是這次晉汾之旅，使慰梅了解了思成的研究工作，並對中國古建築發生了興趣。

營造學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員帶領的野外小分隊進行二至三個月的考察旅行，來對鄉村地區進行詳細檢查，尋找古代遺跡。
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圖書館裡進行仔細的準備。閱讀當地的方志一類有關歷史、地理和佛教的書籍，然後產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築物的目錄。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擬制出來。目錄上的每一件建築物都必須找到、驗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 

思成寫道：「我們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滿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險活動。那身體上的難受是不在話下的，我們時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難忘的誘人之處和歡樂。
一般說來，我們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長了的野餐一樣，當我們遇到滑稽但又是災難性的禍事的時候，不是讓人極其難堪就是特別開心。 

不像那些昂貴的考古探險、大獸狩獵、熱帶或極地科學考察，我們考察的設備是很簡陋的。除了測量和照相的儀器之外，我們的裝備大部分都是些自製的小器件，是我們的組員在積累了經驗之後自己設計和改進的。
那像電工一樣的背包，當我們危險地蹲在建築物隨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時都能背著，是我們最喜愛的物品之一。從一團線到一根可伸縮的像釣魚杆一樣的棍捧，它都可以裝進去。
每天每夜我們必須在這種非常懸殊的條件下露宿、做飯、吃飯和睡覺，而我們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確定，從最古老怪異的直到較為通常和現代化的，這樣我們認為必需的東西在別人看來常常又是很特別的。 

除了建築以外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藝術或民族意義的東西，比如各地的工藝品、在邊遠地區古老的戲劇表演、奇怪的風俗、五彩繽紛的集市，等等。但我們必須節省膠捲。
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個建築師。但她同時又是作家和戲劇藝術愛好者，比我更經常地讓自己的注意力轉移，並熱烈地堅持不惜任何代價把有些東西照下來。
在我們回來以後，我總是為我們擁有一些場面和建築的照片而高興，如若不然，它們就會被忽略了。」 ...

那老是滿懷希望的思成，又從當地報上讀到趙城城裡有一座唐代的廟宇。這天傍晚我們進了城門就直奔那兒。不對了。他的希望破滅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築，而且沒多大意思。
我們於是離開那裡到中國內地傳教站去找那孤獨的女傳教士——年老的羅姆克小姐。
儘管我們是不速之客，她還是給了我們熱烈的歡迎和飯前的熱水澡。她被一些單純的農家婦女包圍著，她們是她從不公正待遇、死亡線上或饑餓中救出來的。從她們的臉上表達出來的對她的愛是很明顯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講述她們的故事時，也沒有一點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發亮的臉表達了對做出這一切奇跡的上帝的摯愛。 ...至於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們一路上同外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大家的反應就不同了。
費正清和我很高興和傳教士們的交往，他們遠離家鄉，可是在那並不廣泛受歡迎的人群中仍然顯得孤芳自賞。對我們來說，這是瞭解傳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暫時光。

思成卻不這樣看，他為在自己的國家裡靠外國人獲得清潔和整齊而感到喪氣。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準則的行為的傷害，諸如那可笑的鐵路路基和閻錫山士兵們鋪軌的情景，那怒氣衝衝的人力車夫，宣稱他們必須每三個小時中有一個小時停下來吃飯，那些把中國的藝術珍品——寺院壁畫撕下來賣給外國的僧人，很可能是為了私人的利益。

徽因就像她歷來的那樣，對於周圍事物是極端敏感的。當她休息好了的時候，她對於美麗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報以極端的喜悅。但是當她累了或由於某種原因情緒低落的時候，她可能是非常難對付的。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這種時候就會大聲咒駡起來，這對於從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為了別人做一個好運動員」的我來說刺激可就大了。
我開始懷疑。她面對現實而大聲抗議；而我，作為一個「好運動員」卻靜靜地、消極地等待它的過去，到底誰對？可能兩個都對，可能兩個都不對。我們是兩個不同的人，兩種出自完全不同教養的人。

 1934年，日本強迫南京政府把從北京到天津的長城以南地區規定為非軍事區。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個中國傀儡政府。
1935年，日本與北京駐軍司令宋哲元 ( 奉蔣介石之命 ) 簽訂協定，使從山東到綏遠的華北五省中立區成為正式的。( 興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繼續前進，鼓吹建立一個自治傀儡政權華北國 )

結核病復發

1935年初南京政府決定，山東曲阜的孔廟需要修繕和養護。思成的知識和技能使他成為這一重要工程顧問的首要候選人。

就在思成外出忙於他的顧問工作的時候，徽因突然發現她的肺結核病又犯了。
協和醫院的大夫要求她臥床休息三年。她跟他講好只休息六個月，請了一位訓練有素的護士搬進來住，照顧她並主持家務，這樣她就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
有護士來幫她抵擋她自己什麼都要費勁去管的傾向，徽因就能集中精力寫作了。她在盡力捕捉構成她許多當前情緒的那些消逝的夢想、感情和見解。 

「聽到我所熟悉的曲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女孩，乘坐著一條船，穿過印度洋回家，那月光、舞蹈表演、熱帶的星空和海上的空氣一起湧進了我的腦際，而那一小片被稱作青年時代的東西，和一首歌裡短暫的輕快片斷一樣，像夢幻一樣地迷住了我，半是憂愁半是喜悅，我的心中只是茫然若失。」 

到夏天，徽因的主要文學批評家和欣賞者老金報導說：「她剛剛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說，有節奏地展開一個接一個的美麗情節，直到高潮到來並沉入某種遙遠和崇高的境界之中，但這裡也包含著對徽因六個月的隱居生活即將結束的暗示。她當然對一些事情是擔心的，如果不是對什麼特定的事情擔心的話，她肯定是在一般地擔心一切事情。她不久就要到北戴河（北方的海邊避暑地）去。」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徽因從北戴河寫信來說：「這裡的天氣是無可挑剔的。和平、健康和財富實際上到處可見，而海又是多麼好！我遇到許多梁家的親戚，這對我的身體不利。我感到我的身體已被肢解成一小塊口小塊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為一個整體了。我已寫信給思成，讓他勸你們到這裡來過一個週末。」 ...

在幾個月的臥床休息和海邊度假之後，徽因本來應該更健康地和更樂觀地回到北京。可是沒有，她遇上了一場災難。她的同父異母小弟弟林恒，一個安靜而認真的小夥子，從福建來到梁家住著，準備投考清華讀機械系。她很喜歡他，但在她不在的時候她媽媽和這個孩子的關係變壞了。 ...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媽媽把我趕進了人間地獄。我並沒有誇大其詞。頭一天我就發現我的媽媽有些沒氣力。家裡彌漫著不祥的氣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異母弟弟講述過去的事，試圖維持現有的親密接觸。 
晚上就寢的時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沒有降生在這樣一個家庭…
我知道我實際上是一個快樂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爭鬥對我的傷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現，我就只能沉溺在過去的不幸之中。」 

龍門、開封考察

四月裡有一個快樂的間歇，美國建築學家和城市規劃學家克拉倫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員愛琳娜·麥克馬洪來到了北京。
徽因寫道，「我們愛上了他們，他們差不多同時也愛上了我們。」

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覽，徽因就陪他們到頤和園去並在後山賞花。
老金一起去了，他給我們寫信敘述了他的觀感：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儘管我和他們交談甚少，但我看得出他們身上吸引人的品質。
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個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謙虛的人，幾乎總是對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種心不在焉的興趣。
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去頤和園，當我們到了諧趣園時，看見池塘周圍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從虛無縹緲中冉冉升起，眼睛發亮，又驚又喜地囁嚅著：『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築。』
看見現實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僅僅為了進行有禮貌的、老一套的談話而把他從沉思默想中拉出來。」 

通過克拉倫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閱讀和思考了城市規劃，一個在他日後的年代裡至關重要的題目。（按：斯坦因於思成十年後的美國之行擔任重要推手）
同時，當日本對華北的壓力暫時中斷的時候，他決心繼續進行野外的研究工作：「對古物的愛好和保護與日本軍閥是全然不相干的。儘管他們國家的人也同樣熱愛我們的古代文化（這是他們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於越來越近的新一輪日本大炮的震響而突然中斷了有意義的工作。很顯然我們能在華北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我們被阻止這樣做之前，我們決定要在這個地區全力以赴。」 

早秋時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發去進行另一次考察旅行，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龍門去。
徽因寫道：「我現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龍門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靜止或活動，都瞪著我（我也蹬著他們）……我被只有在這種盛大場面才會產生的恐懼感壓倒了。」 

接著他們去了開封，並準備到山東的二十三個縣去：「我們又像在山西那樣，出發到天堂和地獄之間的地方去了。我們為藝術和人文的美而興奮不已，又為了我們必須吃住的地方的髒臭而掃興（但我們必須睡好，以便有繼續工作的精力）。我從來沒有忘記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語：『鬧一鬧，老一老』——實際上我是堅守這個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這次旅行老是使我們想起咱們在靈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樂時光。」

抗日行動

徽因的反應是：「我知道我所熱愛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氣，但我們都缺少天真的熱情和能使事情改變的莽撞力量。你認識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於一次小飛機的失事。他做的和為之戰鬥的要比說的多——而他對此談論得真不少！他在穩健派當中真是一個振聾發聵的因素。」
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準備面對現實了：「在中國，這一代人中已無建築學研究的餘地。時代要求更帶根本性的行動，面對這更大的問題，那訓練一個人幹別的事的教育應當毫不猶豫地拋棄掉。」 

最後，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學生面對日本壓力採取了行動。領袖們是燕京和清華的學生，許多人是來自滿洲。
他們秘密地把他們的大學同學和城裡的中學生組織起來舉行了盛大的遊行。

美國新聞記者愛德格·斯諾和他的妻子幫助了遊行的組織者，並組織了一批其他外國記者來採訪。12月9日斯諾寫道： 
「不顧員警和他們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攔，成千上萬穿著藍衣服的年輕人高歌遊行，前往紫禁城。
顯然沒有想到會有外國人，當地的員警只作了半心半意的和間歇性的幹預…忽然間來了一隊穿黑色夾克的政治憲兵，為首的是蔣介石的一個侄子，他們沖進隊伍，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男孩子和女孩子。」 ...

徽因的同父異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並失蹤了十二個小時。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時間在北京醫院裡受傷的學生當中尋找他。徽因則在家裡打電話，探聽她弟弟的消息。
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關於最後一批被趕出城的學生的消息卻是大量的，他們都被兇狠地毆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傷，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趕，直到他們四散逃竄出城到附近的小學校裡。
最後到半夜裡林恒總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驅車到西城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在他恢復過來以後，那孩子關於他同家裡的關係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放棄了在清華大學機械系的學習，報考了空軍學院。 

在千千萬萬參加第一次遊行的學生當中，還有一個梁家的成員、思成的同父異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學學生領袖之一。第二天家裡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對她來說，那次經歷的震動是持久的。後來她成為一個熱心而活躍的共產黨員。 ( 按：其實當初這本書讀到這裡，再也不怪當初為何人心嚮往共產黨，連帶起我自己也有對蔣介石政府的敵意 )

這第一次示威遊行對於整個年輕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國都舉行了示威。
12月16日，北京天津幾千名學生又舉行了示威遊行。許多人受傷，將近二百人被捕，但一個星期之後又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內戰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

在學生示威遊行和他們號召各界支持的同時，全民抵制日貨運動也加強了。東京為之震驚。當時他們對戰爭還缺乏準備，於是召回了策劃過瀋陽事變和華北分離運動的阪垣將軍，日本外務省和軍部都發表了否認武力侵佔中國意圖的聲明。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認對華北的侵略意圖，被認為不過是暫時的喘息。然而，此後一年半的時間內，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種表面的正常狀態。

日本人不得不面臨一個事實，即他們要想達到他們在中國的目標，唯有大規模入侵之一途。
當這個侵略到來之時，最後蔣介石就沒有別的選擇，只好把國家投入全面抗戰。 

費梅慰夫婦離開中國

在我們離開之後，徽因的一封信重現了我們過去兩個月的經歷：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
每當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在（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麼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
另一個問題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麼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麼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
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裡對我來說只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鄉村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按：費正清於回憶中寫道：「1935年12月我們不需要堅忍不拔。慰梅和我即將動身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世界去了。
離開思成、徽因讓人黯然神傷，共度的日子讓我們已不分你我，難以割捨。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親密的朋友。分別令人心碎。 」

國立大學南遷

同時，1935年底日本顯然即將攫取北京，促使國立大學準備南遷。
清華大學已在把科學儀器打包裝箱。教職員們被通知歸還圖書館認為重要的圖書，學生們從書架之間進進出出，長袍下面塞滿了正在搬動的書。費正清傷心他說，「中國最好的大學圖書館正在煙消雲散。」 

朱啟鈐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為了保護營造學社的寶貴收藏不受毀壞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們必須裝箱，準備轉移到一個安全的隱藏地去。在學社職員們的幫助下，這一工作開始了。 

同時梁氏夫婦知道，如果清華大學南遷，老金和他們所有的親密朋友都會跟著走。根據在瀋陽的經驗，他們太清楚日本人佔領下的北京會是什麼樣子，他們決不願忍受這個。因此他們也開始整理個人的東西了。 
「思成和我已經為整理舊檔和東西花費了好幾個小時。
這些年的生活局然積存了這麼一大堆雜物！我看著這許多故舊，它們是由這麼多人和這麼多可愛的事物組成的，而現在它們都受到了威脅，我們發現這事情真是難以形容的悲傷。特別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在事物悲慘的一端懸著，對於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說我們的民族災難來得特別快又特別殘酷，我們也不得不立即起來主動應戰。
困難是肯定有的，但我們不會無所作為地坐在那裡，只是暗暗地捏緊拳頭，而我們的『面子』每一分鐘都受到羞辱的威脅。」 ...

1935年11月21日，徽因聽說天津《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無限期停刊，感到很吃驚，這是一家出色的報紙，它的文藝副刊是最先進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出版媒體。
組建了聯合亞洲先驅報來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報，約她給該報的文藝副刊寫稿。她生氣地發現在該報工作的大約有五十位中國人。「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思成把報紙扔進了火爐。 

 1937年，七七事變。從北京到長沙

五台山佛光寺

1937年初夏梁氏夫婦發現的他們早就夢寐以求的高級獎賞——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結構建築，是他們作為中國建築史學者的最高成就。 

他們到五臺山地區的旅行是由他們對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所寫的《敦煌石窟》一書中披露的117號洞中兩張唐代壁畫的研究引起的。這兩張壁畫描述了佛教聖地五臺山的全景並指出了每所寺廟的名字。
梁氏夫婦屢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廟在漫長歲月中重建或整個改建的失望，使他們改而準備尋找那些無名的建築。
為此梁思成給圍繞整個山嶽地區的道路繪製了地圖。這個決定對他們日後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車到了山西境內離他們的目標最近的城市太原。
從太原往北，頭80英里他們坐汽車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換了馱子，一前一後由兩匹騾子抬看到了五臺山。 

順著這「非常規的」路途只走了幾英里，他們就來到了他們的第一個發現的跟前，後來這成了他們最偉大的一個發現。這就是建於西元857年的佛光寺。 ...

「我們在大廳裡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國墨的很淡的字跡。這個發現對我們大家的影響有如電擊一般。沒有比實際寫在廟的梁上或刻在石頭上的日期更讓人歡喜的東西了。
那富麗堂皇的唐代建築已在面前——但我怎樣報導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從618年一直延續到906年。現在這帶有淡淡字跡的木頭即將提供給我盼望已久的答案。
當我們大家忙著想辦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腳手架以便清洗樑柱和就近審視題字時，我妻子徑直去工作了。她把頭儘量往後仰，從下邊各個不同角度盡力辨識梁上的文字。
經過這樣的一番艱苦努力，她認出一些隱約的人名，還帶有長長的唐朝官職。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邊的那根梁上，當時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 

施主是個女的！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本身是個女人，將成為第一個發現中國最希奇的古廟的人，而該廟的施主竟然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她生怕會由於生動的幻覺而誤識了不易辨識的字。但她記得她在外面臺階前經幢石柱上看到過類似的帶官職的人名。
她離開大殿，想去核實她在石柱上看到過的刻字。她大喜過望地發現，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寫著同樣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西元857年。 

於是我們明白了：那個身著便裝、謙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並不是像和尚們說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寧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經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後不久就豎起的，整個建築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確定。這比在此以前發現的最古的木結構還要早一百二十七年。
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他說，它們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的。」

七七事變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記憶中是苦難的一天。這一天，日本人最後採取了佔領北京、並企圖征服整個中國的行動。
開始是日本軍隊和當地中國駐軍在北京郊外的蘆溝橋發生遭遇戰。這是和他們在滿洲的初次行動相似的日本偽裝，意圖是想讓這種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顯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動。
當地軍隊在接下來的幾周內繼續抵抗，可得不到蔣介石的接濟，他躲在南京，把他經過德國人訓練的軍隊留起來，作為將來一個沒有說明的時候進行抵抗之用。
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佔領，戰鬥停止。 

遙遠的西南省份雲南的昆明是他們首選的避難地。

後記於09/27：

最近看完由 CCTV 錄製的《梁思成 林徽因》紀錄片，覺得拍得十分中正平和，並把許多珍貴的圖像資料以富有詩意的方式呈現，值得推薦。

只不過看完不禁覺得傷心，雖然已經到了理解因而不求人生有什麼意義的階段，但閱讀他們的一生，深深理解到人生是可以被錯付的、是可以被誤讀的、是可以被辜負的，即便是清明大半生，最終你或許仍沒有資格要回什麼回報。
在最後一集中，眾人克制有禮的，不無傷感的回憶起 梁思成 人生最後的光景，那種對一代文人晚節失保難掩的不堪和憐憫，讓我很難不跟著掉下屈辱眼淚。「他的悲劇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個縮影」讀來多麼令人痛心。

而面對這樣人生本質，唯一的安慰或許必須是林徽因那句在戰後的感慨：「我們現在確實知道享受生活和受苦是一回事。」

第一集：父親
第二集：天書
第三集：佛光
第四集：流亡
第五集：慘勝
第六集：榮耀
第七集：選擇
第八集：古城

後記於2020/04/05：

　專訪丨陳新華：林徽因對當代女性的啟示是，忠於自己做自己 

以下節錄

Ｑ：林徽因是中國文學、建築、文化史上的話題人物。你當時為何考慮以這樣一個人物為主線，串起整本書籍？

陳：畢業以後因為工作的原因，認識了很多公務員朋友。他們可能是受到職業影響，對晚清那一代文人，也就是林徽因的父輩的經歷感觸良多。到了五四，林徽因這一代，經曆了知識人從傳統的士到專業型知識分子的轉變，但內心深處同樣是希望以專業的追求，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
這兩代知識人之間的起承轉合其實反映的是近代以來的整個的時代的變遷和動盪。從這樣一個視角看，林徽因恰好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和連接點，她的成長、她的經歷、她的生活、她的交友可以串起整個民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群像。在中西文化劇烈的碰撞中，作為個體的知識人，立德，立功，立言，有過懷疑、有過抉擇，有過困惑，也有過堅持，這本身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的宏大的時代的縮影，對我們當下的探索也未嘗沒有現實意義。
...真實的林徽因是一定要回到她的時代當中去的。所以我想我一定還是要重新寫一本書，至少讓自己心裡沒有遺憾。

Ｑ；你的書中出現了很多對林徽因父親林長民的描述，通過內容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有西式背景的中式文人，身子上有一種亦新亦舊的特點，他對林徽因的性格和個人成長帶來怎樣的影響，能給今天的我們哪些啟示？

陳：林長民、梁啟超等是典型的晚清一代文人，用福澤吉諭的話，他們是“以一生而歷兩世”。作為末代士大夫，他們一方面受西學影響，成為時代的先鋒，希望以西化中，替國家尋出路，與此同時，思想深處卻是學而優則仕的儒家的價值觀，希望實踐政治。這是典型的書生從政。這個過程本身是非常艱辛的。我曾經聽一位老師說過一句話，他說，理想不是用來實現的，理想是用來批判現實的。"林長民才華出眾，自負狂放，這樣的人從政，他的理想主義就是他的悲劇。這一代人的屢敗屢戰，對後世也提供了一種反思和警醒...。
說到他對林徽因的影響，我想首先就是林長民的性情。他是非常心高氣傲、鋒芒畢露的一個人，同時也是非常真實，從來不作偽的一個人，這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點。他的這些特質在林徽因的身上也是淋漓盡致，父女兩人如出一轍，非常相似。
第二點就是作為父親的姿態。讀林長民和梁啟超，我經常會很感慨，他們對子女的教育引導，放在今天看，也是難能可貴，完全不過時的。 比如林長民，作為父親，林長民最難得的首先就在於，他的平等。他跟徐志摩說過一句話：“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要先做到友誼的瞭解。”他這麼說的，他也是這麼做的。我印象很深，林長民在給林徽因的一封家信中訴說他仕途的艱難，“天下事玄黃未定，我該何去何從？”那一年林徽因才十二歲。完全是對女兒敞開胸懷訴說心事，把女兒當成知己來看待。現在有幾個父親能做到？林長民做到了。看懂了作為父親的林長民給出的平等，當然也就明白了林徽因的自信，灑脫從哪裡來。
第三點是林長民對林徽因一生的規劃。林長民非常用心，也非常有眼光。為人父母，我們都很熟悉一個詞，擇校。林長明就是非常用心良苦的為林徽因去擇校，先是給她選擇教會學校，然後又帶林徽因去英國。他跟林徽因說：“我帶你去英國是為了讓你領悟到我的抱負、為了讓你能夠增長見識，為了讓你擴大眼光，改良社會的見解和能力。”這樣的一種教育是非常有遠見的。我們看到林徽因的人生的追求，完全和物質沒有一點的關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說林家家境優越，林徽因含著金湯匙長大，卻可以忍受抗戰時李莊那樣的一種清寒病痛，堅持學術研究。...

Ｑ；相比於父親對林徽因強烈的積極影響，林徽因的母親似乎顯得默默無聞。但是你在書中特別提到了她的母親和出身及兄弟姐妹的處境，還說這讓林徽因“內心深處留下了永遠的創傷”，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對林徽因性格的塑造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生活的光明與陰暗共同成就了一個人。林徽因的母親是妾，而且是不得寵的妾，家庭地位不高，因此這一大家的關係很微妙。費慰梅說有人偷去了林徽因的童年，這個“人”就是林家那種敏感的家庭關係造成的。所以她在很小的時候就非常成熟，就這點來說，她完全不是大家想像中的被寵壞的孩子，她更像紅樓夢裡的探春，早早當家，小小年紀就開始處理大家庭的複雜關係，處理自己的母親和林長民第三個妻子之間的關係，還要處理自己的母親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林徽因的母親因為失寵而幽怨，非常乖僻，經常一個人在角落向林徽因表達自己的痛苦，這讓林徽因的心也變得很敏感。
所以我有句話說，林徽因的母親就像一面鏡子，照出女兒心中的落差與衝突，母親自己卻看不見女兒充滿了矛盾與苦痛的魂。這樣一個出身對她來講最直接的影響就在於她對於婚姻和家庭的態度，她的原生家庭（經歷）就已經決定了她長大以後會為婚姻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其實也決定了她為什麼不會選擇徐志摩，一個家庭因為她而破碎，這是她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的。

Ｑ：書中以較大的篇幅描述了林徽因的情感關係，其中尤其重點描寫了林徽因和徐志摩的關係。你如何看待歷史上的徐志摩？

陳：之所以花很多筆墨描寫林徽因的情感關係，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要還原林徽因的真實，必然要從傳言最多的情感入手，穿越迷霧。另一個原因在於，徐志摩對林徽因的意義，他既是林徽因文學世界的領路人，沒有徐志摩就沒有作為詩人、作為作家的林徽因。同時也是林徽因的知己，是生命中不可取代的存在。
和林徽因一樣，大眾對於徐志摩也有很多很多的誤解。比如有人說，徐志摩的詩里看不到祖國，看不到流血的土地。我想那是因為他沒有認真看過，讀過徐志摩全部的詩，他只看到了再別康橋，愛眉小劄。只要你認真去看徐志摩的詩歌散文集，你很容易發現他實際上有非常強烈的浪漫主義的愛國熱情，對於國事也是非常憂患，他關心政治，最早的願望是投身政治改變中國，早年留學英國的時候一度非常同情勞工運動，後來對蘇俄革命也有洞若觀火的觀察。放棄政治學從事文學之後，他也是一直有極高的文學抱負和理想，甚至於，選擇陸小曼，很大程度上也是最初以為可以和陸小曼成為文學的同路人。但是，這樣的徐志摩我們一樣是選擇性地視而不見，或者說，懶得去發現。
從生活和情感上來講，徐志摩是追求愛、自由和美的。他最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為了林徽因拋妻棄子，後來又任性地選擇已為人婦的陸小曼，因此被現在很多人說成渣男。但其實，我認為徐志摩真正的問題恰恰不是大家所說的，他真正的問題在於他的不徹底，他其實是過渡的一代，身上有亦中亦西的特質，雖然是個新青年，但也深受傳統的影響，沒有勇氣拒絕父親為他安排的婚姻，該堅決的時候不堅決，以為自己接受媒妁之言也能過一生，直到遇到林徽因，激活了他內心蟄伏的激情，發現自己其實沒有辦法再繼續。
很多人因為徐志摩和張幼儀離婚，說他殘忍自私，卻少有人看到他對自己選擇的婚姻的態度。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姻其實也並不幸福，陸小曼喜歡奢靡享樂的生活，徐志摩的誌向是文學的成就，為了陸小曼，他到處奔波，兼幾份工作，負債累累，苦不堪言。很多朋友勸他離婚，他卻並沒有，為什麼，因為他要對陸小曼負責，他不忍心丟下陸小曼不管。所以，徐志摩的悲劇某種程度上有性格的問題，他的軟弱，善良，優柔寡斷，發展到後面，反倒是巨大的傷害，但其實也是時代造成的。

Ｑ：他和林徽因的感情關係，來源於哪些史料的支撐？

陳：我在史料方面方面儘量的選用第一手的直接的資料。...總體來我就是希望能夠通過這些舊史料，打撈出一個就是福柯所說的“在著作，在信函、在草稿、在寫作提綱和個人隱私當中表達出來的真實的個體”。

Ｑ：談起林徽因，其實一直繞不開她和冰心之間的一些事兒。冰心的《太太的客廳》中，描寫了一個頗不受歡迎的林徽因，到現在，林徽因的感情生活也受到很大的爭議，你覺得這是由於哪些原因？現代人應該用怎樣的眼光回顧這段歷史？

陳：...用怎樣的眼光回顧這段歷史？我想回顧這段歷史的前提首先是，你瞭解歷史的真相，知道故事的真假，然後，才能談得上怎樣評價和看待。就我來說，我很喜歡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剝洋蔥》里的一句話，他說，人生的黑與白之中，有多少不可言說的灰色地帶？林徽因在給沈從文的信裡面也說過一句話，她說 “我的主義是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瞭解，能同情種種‘人性’，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這就是林徽因，她對人性的光和影，明和暗，都有十分的自覺。不像冰心，大眾看到的冰心是一直在光明當中。
從君特·格拉斯到林徽因，我其實覺著都是好的態度。對歷史人物，我們應該做的是尋找真相，不神化，也不妖魔化，看到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有真實質感的人，見到光亮，也能看到人性的幽暗處，能給予優容和理解。用我一個朋友的話，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教自己學會和人生的負面、時光的陰影共處，它們某種意義也促成了你。

Ｑ：說到“太太的客廳”，你在書中花了很多筆墨描寫林徽因的“朋友圈”，特別是她和費氏夫婦惺惺相惜的故事。你覺得她的交際圈、她的沙龍是否也深深影響著她本身？或者，你怎麼看待一個人交際圈子和自己的關係？

陳：一個人的交際圈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會有什麼的交際圈。而這個交際圈反過來又會滋養你或者影響你。林徽因的交際圈，通過她的客廳，她的沙龍，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辦沙龍，本身也可以看到林徽因的精神特質。她十幾歲時就在父親林長民的客廳裡面當女主人。那個時候林長民的客廳真的是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但是聚會又是按照英國的下午茶的傳統進行的，這使得林徽因早早就兼得中西文化。中和西都是她生命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英語非常好，甚至讓英語為母語的費慰梅都自感慚愧。她自己也說，在認識費慰梅之前，總覺得若有所失，缺了點什麼，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需要營養。可見英語世界，西方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她的重要。但與此同時，她從來又不會用西方文化來鄙薄中國文化，始終紮根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當中，這也是我覺得特別難能可貴的地方。
她的客廳也遠遠不是冰心寫的那樣的一種有閑文人的引導出來的一種靡靡之風。對林徽因來講，它其實是一個沙龍，對於當時學者圈、文人作家圈來說一個特別好的公共空間。你在這裏可以發表自己的任何的觀點，關於學術的觀點，關於藝術的觀點，甚至關於政治的觀點。平等探討，自由生發，在亂世當中，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公共空間，對這些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Ｑ：書中也詳盡地描寫了作為建築學者的林徽因，如何看待她和梁思成各自在建築學上的成就？兩人的專業和興趣有何異同？

陳：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梁思成的文章，題目叫《從林徽因開始的建築人生》。林徽因少年時期和父親去英國的時候受到作為建築師的女房東的影響而決定學習建築。她回國以後，告訴了梁思成自己的誌向，而梁思成會學建築完全是因為林徽因。所以我覺得林徽因與梁思成不僅僅是夫妻，其實作為學者在建築研究上也是互為一體的。
在專業研究上，他們倆當然有不同的特點。我在書裡面也寫到，梁思成非常用功，以拙匠自居，林徽因卻非常有靈氣。對林徽因和梁思成來說，氣質和性情上的不同對他們的研究並不構成障礙，反而成為互補。梁思成自己就非常欣賞有靈氣的作品。他的很多文章，也是要找林徽因潤色。用他們的好友費慰梅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是一種氣質和技巧上的平衡，是完美的組合。這讓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最忠實的同路人。我經常覺著，他們是最懂對方，也是最支持對方的那個人。五十年代針對梁思成大屋頂的大批判，林徽因說過一句話，她說，梁先生是什麼人，他是一個搞學問的人，他所有的東西都在他的學問裡頭，現在要否定他的學問，他還剩什麼，什麼都沒有了。這句話讓我特別感觸，也非常感動。到了1955年林徽因去世，梁思成左右為難，如履薄冰。可以說，他作為大匠的生命，他的學術生命，是開始於和林徽因的因緣，也是結束於林徽因的離開。

Ｑ：你剛剛也提到了“大屋頂”，那你如何看待“大屋頂”建築現象所帶來的爭議？對於這種建築形式，後世是如何評價的？

陳：對於建築，我並不專業，只能談一點作為閱讀者的感想。我覺得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初對於大屋頂的評價其實很謹慎的。林徽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她說大屋頂有很多優點，但也會造成材料的極大浪費。其實，早在民國時期便有一陣建“大屋頂”的跟風潮，梁思成和林徽因當時都十分反對。
但是，他們的這種謹慎在那個保護北京舊城的方案失敗之後發生了變化，“大屋頂”對他們來說變成了求其次的一個次優的方案：既然這個牌樓、城牆都保不住了，那麼他們就希望在牌樓、城牆拆除了之後，通過中國建築的輪廓來保全北京舊城的風格。我覺得，他們最初只是想作為一個樣板提出來，然後供學界來批評探討和討論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那個樣板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示範。然後伴隨著這個示範，全國就掀起了一個的建築創作上的復古主義的熱潮，各個修建單位都一哄而起，最終的結果就是給我們的新中國建設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浪費，自然引起了爭議。
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呢，我們要客觀看待梁思成和林徽因。我們不要給他們封神，他們不是神，有失誤的地方。跟風而起的大屋頂建設的確跟他們是有關係的，但是這樣的一種浪潮也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所以把問題全部歸咎在他們身上也是有失公平的。

Ｑ：正如你所說，他們和當時的規劃者有一些磨合和交鋒。現在有很多人都大力讚揚梁思成和林徽因，甚至帶有一些悲壯的色彩。那你如何看待林徽因和梁思成對於北京古建築的保護付出的努力，這樣的努力是否也影響了他們未來的命運？

陳：我在書中說道，安身立命的那個東西真的決定的是一生的命運。在那個時代中，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命運從他們選擇建築史研究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說過：“我家三代都是失敗者。”對於北京古建築的保護來說，林徽因和梁思成當然是失敗了，他們輸給了一個大趕快上的年代。
客觀來說，梁思成、陳占祥當時為了保護北京城，保護北京城的古建築提出的梁陳方案，在當時，不一定是一個完美的方案。比如，當時和梁陳方案唱反調的北京建設局的趙冬日，到今天仍然認為，把北京舊城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在西郊大興土木，這是當時的國力完全不允許的，是人的力量達不到的。客觀來說，梁思成的方案，在當時顯然是過於理想化，過於宏大，只是一腔熱血，沒有看到困難的、複雜的現實。提供的解決方法也過於激進，缺乏可行性。但是，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理想，我想在今天仍然是能夠令人動容的，並且，它會啟發後來者的思考，關於發展和保護的難題，到底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在任何時候都是不過時的，只要我們還追求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只要我們還紮根在這塊土壤，只要我們還看重我們的歷史和過往。

Ｑ：近年來，女性主義者的聲音越來越大。而林徽因既獨立、有個性，又有才華，韻味十足的形象受到不少女性主義者的推崇，甚至部分學者直接認為她是女性主義作家。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你認為林徽因透過作品反映出來的女性觀是怎樣的？對當下婦女有何啟示？

陳：林徽因毫無疑問是個先鋒女性，內心強大而獨立。但是，她從來不是激越的女權主義者，革命的口號和林徽因是沒有關係的，她的強大和獨立，是因為從小以來被平等相待，自然而然涵養而成的。
當然她也有事業和主婦之間的平衡，她也有苦惱，但總體來說，她還是苦在其中，樂在其中，她是用全力生活的一個人。林徽因如果對我們當代女性如果有一點啟示是，我想那就是，不必高喊口號，忠實於自己，做自己。
從女性的視角出發，我想我們所處的時代，相比林徽因的時代，又有很大的進步，我們是幸運的。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讓自己成為一個激烈的女權主義者。太過刻意強調女性的身份，反而容易讓女性自己陷入到困惑和焦灼當中去，反而有可能你的姿態會顯得過於用力。
女性有女性的特點，男性有男性的特點，大家依照自己的特點做自己的擅長的事，在自己力所能及範圍之內做到最好，這種自洽就是很好的一種狀態。

 探密《林徽因》張清平專訪

以下節錄

周：你在這本傳記中，把徐志摩刻畫的也非常傳神，那麼在你的理解當中，徐志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張：徐志摩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可能林徽因喜歡的也是徐志摩身上那種詩性的靈動，像孩子般天真和單純的品質，林徽因在《悼志摩》中寫到："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這樣的朋友，我們失去的是一個在這個世間上很難找到的這樣一個人格。"
當然有很多人不喜歡他，包括魯迅，我覺得這不是別的分歧，是性格的沖突。魯迅先生的經歷、出身，對社會這種透徹的認識，和徐志摩是不一樣，徐志摩的可愛之處是天真，雍容，對一切都能包容。可能有很多人批評他、指責他，包括對他的感情，但是他對別人，對一切都是持一種理解和包容的態度。那時候在北京的社交圈子他走到哪，哪就活起來了，馬上就像一團火一樣，環境就被點燃了，大家都非常快樂，愉快。

周：這本書描寫了林徽因，同時也描寫了那個時代的一群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為什麼會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會產生這樣一群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的群體？

張：我也想努力地探尋這一切，他們是這樣一群知識分子，家世都比較良好，出身士紳家庭，少年時期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熟讀中國國學﹔青年時期又接觸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學知識，出國留學，又得到了西方文化、民主科學的滋潤，使他們成為古今知識分子中一個很特殊群體，學貫中西、根基深厚，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既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詣，對西方文化又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他們身上確實有一種精、氣、神，他們穿著長袍，穿著馬褂，可是看上去這些人特別有根。有黃鐘大呂、中流砥柱的感覺，有金石氣質。他們能夠不為物欲所動，什麼時候都能夠堅持自我。包括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15、16歲跟著父親遠渡重洋，整個歐洲都走了一遍，后來又留學美國。從小她的家世就那麼優越，父親是司法總長，她家裡各種人也都見過，各種世面也都見過，出國以后，各種東西也都見識了，這種人確實是“不為浮雲遮望眼”，寵辱不驚。

周：書中關於林徽因在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應該是您的兩個重點，尤其是他在40年代和梁思成一起風餐露宿，在野外考察古建筑的生活，是您用的筆墨比較多的。

張：對，這個部分是一次又一次打動我的部分，前期北總布胡同時期的林徽因，生活非常優越，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都處於最輝煌的階段。一個人在輝煌時期保持自我，完善自我，還比較容易做到。可是在苦難中，還能堅守自我，這是很難的。即使是在最優越的時期，她們也和很多上層知識分子不同，他們還是走一條非常踏實的做學問的路，和丈夫一起去山西、華北一帶做古建筑考察。那時候交通非常不便，乘著驢車，有時候連驢車都沒有，全靠步行，跳蚤、虱子、土匪出沒。到了四十年代，在李庄的時候，林徽更是因貧病交加，而且幾乎都斷絕了經濟來源，天天要靠典當度日。

周﹔但是她可以花三十多塊錢，毫不猶豫地去給梁思成買用於測量的皮尺。

張：那是在雲南時期，到了四川就更苦了，什麼都沒有，家裡縫縫補補的，林徽因自己要去做這樣的事。而且她有肺結核，吃不了什麼東西，一點營養品也沒有。有時候朋友從重慶、昆明，帶來一罐奶粉，就是高級補品。好不容易申請來一點經費，發了工資，所剩無幾，用這點工資又要維持生計，可是他們非常樂觀，我看梁從誡先生的回憶文章，真是一次一次被感動。梁思成去宜賓典當家裡的衣服，說這件衣服可以紅燒，這塊手表可以清燉，那真是一種面對貧寒，面對苦難的微笑，他們那種笑不是強作歡顏，確實是一種大家風范，他們相信這苦難是暫時的，他們心中有信仰，他們心中有美好，所以他們可以不在乎眼下的這份苦難。林徽因在那樣的苦難環境裡，把對自己對建筑終身的愛，化作了學術著作。...

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突出成就您認為是哪些？

張：建國前從1930年到1945年，他們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國的15個省，20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00多處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過他們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國的認識，從此加以保護。比如像河北趙州石橋、山西的應縣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建國初期解放北平的時候，傅作義處於不戰不和狀態，解放軍派人去清華園找到梁思成說，如果傅作義先生決意要戰，我們可能進攻北京，請你標注出北京的重點古建筑，以便我們的炮火能夠避開，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軍事地圖上標志出這些重點文物建筑。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要解放全中國的時候，又派人找到梁思成，把全國需要保護的古建筑文物都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來。那麼東、西、南、北的幾路大軍都帶著軍用地圖和梁思成標志出來的這些重點文物保護一塊上路了。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關於文物保護的普及性的教育。建國以后這些單位由國務院頒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詳盡地標明了建筑年代、歷史意義，重新修筑的年代。我們今天走到全國各地看到的這些古建筑實際都是梁思成他們最早的功績。

周：在這本傳記當中你還特別著墨梁啟超先生，幾次摘錄了梁啟超先生給梁思成，林徽因的信，給我留的印象特別深，是不是您是在有意識地這麼做？

張：是的，梁啟超是中國一代學屆的領袖人物，他自己經歷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他最后把自己定位在中國的文化建設上面，那麼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在學問上有所成就。他把他的孩子們都送出去留學。有的學美術，有的學歷史，有的學建筑，有的學考古，都是非常扎實的學問。他后來說，我的孩子裡還缺學生物的，他讓思庄去學生物學，可能思庄不太喜歡這門學科，改學了圖書館學。他一方面是在為整個國家的文化建設去輔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們的選擇，這些對他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確實是一個精神的父親。

周：你在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或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在伴隨著你？

張：林徽因是一個非常有激情的人，1945年美國專家給她檢查身體，說她不會活過五年了，她能夠支撐下來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跡。可是她活了10年，支撐她的其實是一種精神、是一種激情、是一種靈魂在飛揚。她的研究生就說：知道林先生病入高肓，是一個病危的人，可是真正和她一接觸，談起她所熱愛的事業的時候，你眼前就是一個健康的人，她的眼神是那麼明亮，她的神情是那樣美麗，她完全是為藝術獻身的一種人。
 

 陳新華：我竟因漫長而完成了《林徽因和她的時代》

以下節錄

Q：這本書也給了我重新認識林徽因的機會，主要是在她的性格方面。她的健談、她的好勝，還有她的幽默感……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結合她庶出的身世，陳學勇以《紅樓夢》裡的探春來比擬她，我倒覺得她像林黛玉和賈探春的結合體，不知道這樣說是否準確。

陳：不管是林徽因庶出的身份，還是她在大家庭中的位置，她處理父母之間的關係，處理自己的母親和林長民另一個姨太太之間的關係，小小年紀當家，打理一個大家庭的飲食起居，那一份幹練和早熟，是和探春相仿佛的。所以，和陳先生一樣，我在書裡也有同樣的比擬。
但脫離了林家的環境，我自己以為，林徽因其實是簡單、純粹，真實地感受世界，又擁有強悍的生命力的。從這個角度而言，黛玉和探春的結合體的說法也未嘗不可。說林徽因擁有強悍的生命力自然不是指身體的健康，她實際上擁有的是一個林黛玉的身體。她強悍的生命力在於，即便是這樣的健康狀況，她仍然始終充滿生命的活力，充滿人生的意義感。我自己特別喜歡楊絳翻譯的一首英國詩人蘭德的詩，“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我自己認為，林徽因就是這樣一個在自然和藝術裡存活的人，她的一生，一直在執著地追求藝術和美，這是她的生命動力，哪怕困窘到一貧如洗，病痛纏身，但只要烤著人文和藝術之火，她就可以取暖，可以堅持。一個最好的例子是，1945年她到重慶就醫，美國的胸外科專家判斷她最多可以活五年，林徽因實際上是1955年去世，這期間她完成了清華大學建築系創系的繁雜的工作，完成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研究並且搶救傳統的景泰藍工藝，最終比醫生的預言整整多活了五年的時間，實際上，她是以病弱的身體活出了生命的奇跡。但對林徽因來說，這樣的生命姿態，也意味著，藝術之火一旦萎滅，生命的動力便也隨之消失。可以看到的是，1955年伴隨著國內對古建築的拆除，對大屋頂的批判，林徽因很快就離開了人世。

Q：考慮到傳記寫作者經常容易被傳主影響，會對傳主產生感情和敬意，您是怎麼平衡這個問題的？人們在評論林徽因時，也有時會稍微提到她在文學上產量不豐，建築研究又多從屬於梁思成等。

陳：今天回顧林徽因，的確會有很多人說，林徽因在建築學上的成就是以梁思成為主的，文學上的創作又不夠豐厚。誠然，作為新舊之間的女性知識份子，林徽因要平衡事業和家庭，並且一生多病，飽經動盪，種種因素綜合，使得她的才幹沒能得到最大的發揮。但是，我想，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追懷林徽因。首先，從事業上而言，林徽因是梁思成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撐和靈感來源，他們在建築史的研究工作中始終是互相支撐，互為一體的，沒有林徽因，很難想像有身為大匠的梁思成的存在，我們不能僅只依據紙面的署名而輕易判斷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史研究的貢獻。其次，在文學創作領域，林徽因一直是以“業餘興趣”自居，創作數量並不夠豐厚，這種述而不作，是一種遺憾。但她對文學的推動我想也不僅僅是在於自己的寫作，還在於她甘於為人作嫁裳的熱情和付出。
總而言之，從建築學到文學，林徽因在不同程度上，不約而同都成了某種意義的隱身在幕後的人。這一點，是大眾不容易看到的，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台前的成就。北大的陳平原先生說過，什麼樣的歷史人物值得追懷，不全是取決於事業，更多是性情，這句話我很贊同。對於大眾而言，他們的學問，我們不一定能有多少瞭解，所知道的，往往是這些知識人的性情、操守、追求。他們也是因為這些東西，成為挺立在亂世裡的一座座豐碑。

Q：您與傳主同樣為女性，我其實能感覺到傳記文字中的那份理解與共情。對照林徽因以及書裡其他女子的人生經歷，對今日的女性又有什麼啟發？

陳：林徽因的寶貴之處在於，她擁有一個強大的自我和豐富的內心世界，心裡有真正的平等，雖然也困惑於家庭和事業之間的平衡，但總體來說，她從來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情愛的方寸天地裡，當然也從來不會把自己的價值依附於任何人的身上，而是一直執著地追求自我的實現，執著于探尋人生的意義。
不僅僅是林徽因，她的同時代的女性，包括淩叔華、冰心甚至陸小曼、張幼儀，雖然各自有不同的經歷，其實都經歷了一個逐漸走向獨立的人生的過程。張幼儀離開了徐志摩，雖然痛楚，但時過境遷，也意識到若不是離婚，她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成長。
在我看來，林徽因和她身邊的女性對我們最大的啟發，仍然是這種精神上的獨立和平等。這種平等和獨立，不是以摒棄女性身份，模糊性別界限，加劇男女對立為前提，不是激越的性別分離主義，不是革命的姿態，而在於內心的自洽，既能充分自我認同，也能以自己的特質實現獨立的人生價值。

Q：林徽因的為人和文藝觀，核心是“真”。“真實”誠然是具備力量的，但它也有灰色的部分，我們應該怎麼去把握這些藝術家性格中與作品裡的“真”呢？

陳：“真實”是我的寫作宗旨，也是我在這本書裡反復強調的，我認為是林徽因最大的特質。我一直以為，所謂“真善美”，之所以把“真”放在前面，不是因為“真”必然會產生“善”和“美”，而是因為，失去了“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的“善”和“美”。
林徽因的真實，反映在她的文藝觀上，就是她的創作理念，是將“永恆的人心”高懸在文學之上，執著於還原人性的真實。
真實的人性是什麼樣子？前幾天我的一位朋友，北大哲學系的程樂松老師寫了一篇文章講他自己在疫情下的省思，文章最後說，“我們既不是活在理性與秩序的清朗之中，也不是在無序與混亂的永夜之內，而是在清朗與晦暗的交界處，讓黃昏永續。”他是基於對疫情中的每一個個體的觀察者的學術的反思，但這句話放在這裡似乎也適用，真實的人性，必然不是一派的光明，必然是光影交疊、明暗結合的，如同張中行所說的“幽微”，這才是人性的真相，幽微處的熹微之光，才是人性的動人之處。見不到人性的灰色地帶，見不到人性的幽微之處，一味地神化，或者妖魔化，我想，往往是造成歷史悲劇的最大的原因。

後記於07/01：

最近這陣子返來復去回想經歷過的，主要原因是C姐和MD都找我說了一些大學的往事。

我必須承認，我這人最大的問題是永遠無法擺脫過去，而且是好的過去。某個人在我心中永遠會保持在他最好的那個樣子。
如此一來我便很難恨人，也很難真正看見別人，因此可能引起對方並非感激而是逃避和憤恨。

有時我在想，我曾經有很快樂的時候，那時我並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又有許多很不開心的時候，那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可能就像林徽因說的，我必須使一切「在無聲中忍受，默默地等天來布置我，沒有一句話說！」 

我想要什麼? 每我寂寞時看一次就鼓舞一次對這民初文人情感生活的嚮往。
我想要的便是這視情感如貴金，視名利如糞土，不把友情視做困絆，這等還未受到現代通訊和消費主義挑戰的價值觀。

這或許是一種奢求，我或許會像梁思成一樣，輸給一個大趕快上的時代。
有時我覺得我是在用這會溺死人的寂靜來懲罰我自己的無能，平庸如我居然膽敢奢望要過上那種矜貴的生活，豈不是像諷刺小說中那些天天念想著嫁入豪門的小姐們，同樣愚痴，同樣可悲。

我覺得什麼是最珍貴，知己之情，了解。
無論何種樣的情感，你能懂得，都是不容易的。
我或許是要求太多了。世上不幸的人何其多，要滿足一個小小的要求還輪不上我。

但就像這一生都不幸的梵谷信中說的那樣: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團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
但是總有一個人，總有那麼一個人能看到這團火，
然後走過來，陪我一起。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火，然後快步走過去，
生怕慢一點他就會被淹沒在歲月的塵埃里。

我帶著我的熱情，我的冷漠，我的狂暴，我的溫和，
以及對愛情毫無理由的相信，
走的上氣不接下氣。

我結結巴巴地對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從你叫什麼名字開始，
後來，
有了一切。」

在他發瘋的時候上天沒有拯救他。
為此悲傷的一切我也沒有話來說。我們不過都是靜靜等待被布置的人。

後記於09/16：

前一陣子去看了 婁燁 的《蘇州河》。

看了很悲傷。想到了我已經遺忘很久的大學時光，有機車和整天悠閒，就以為可以同全世界作對。
到最後不是現實背叛了我們，是我們那點懦弱蒼白的愛情和友情。

我老往書裡的電影裡的那一點美夢幻想，就像美美往身上貼牡丹花一樣。
「我會是你的牡丹嗎? 我會是你的牡丹嗎?」那樣追問。

我曾信過的愛過的都沒有回答。牡丹的那個我往那灰白夾雜、悲歡聚散的蘇州河奮不顧身地一躍。
而美美的我活著，清清楚楚地持續在剩下的日子裡唱。

後記於10/31：梁從誡：「母親的英文名字叫費麗斯（Phyllis），為了紀念她，我為我女兒也取英文名叫Phyllis，我女兒到美國留學，去拜望費慰梅，她竟然不承認我女兒的名字。她說，在她心裡，Phyllis就是林徽因，除了她，誰也不能用這個字。」

後記於2022/02/03：有時候我覺得很難過，我的一生到目前為止並未如我所願有許多真摯深刻的關係。但我想這有很大一部份問題或許是出在我不夠有勇氣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