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 滿晰博 教授的訪談 ( 僅兩篇，且年份出處皆混亂 ) 放在微談中醫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希望這個系列以後還會有更新XD ( 喂! )。
不過無論如何，將 滿教授 對中醫的說明放在頭篇，我想是個適當且必要的作法。
《 為什麼人類不能缺少中醫》演講後《科技中國》專訪 具體年份不詳
前言：前不久，波克特教授應邀來北京。在中國科技資訊所主辦的「中醫藥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他作了《為什麼當代人類不能缺少中醫》的專題講演，受到與會者的廣泛認同和高度讚揚。會後，他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希望中國不要培養假中醫
《科技中國》：滿教授，您在講演中說：沒有中醫，我早就不存在了。是您把中醫藥學研究當作終身事業，視為生命一樣重要呢，還是中醫藥使您的健康大受裨益，甚至挽救過您的生命呢？
波克特：應該說，這兩個含義都有。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國傳統文化深厚的底蘊征服了。我結識了不少華人朋友，並向他們學習漢語。在巴黎大學求學，有幸結識了李約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對漢學的興趣。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又回德國學習西醫，同時研讀了南京中醫學院編著的《中醫學概論》。從此我與中醫結下了不解之緣，當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業。
作為中醫學家，我當然知道中醫的保健方法，並在實際中廣泛應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勵害，下飛機後胳膊都抬不起來了。開始時用西醫方法治療，很久不見效果。後來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復了。1989年，我患了膝關節炎，西醫先讓服用可的松，沒有效果，後來建議動手術，換金屬關節。一位姓周的中醫師給我推拿、針灸，配中藥吃，不到6個月，徹底好了。你看見我今天在會上，兩個多小時都是站著講演的吧，完全正常。兩年前，我的眼睛視物模糊，西醫說是中心性滲出性視網膜炎，沒有辦法治，搞不好會失明的。讀書人眼晴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醫方劑學裡的伏兔丹和六味地黃丸為基礎，做成藥粉來吃，幾個月後就好了。現在我73歲了，視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嗎？
《科技中國》：朋友，是不是也相信中醫，有病時是不是也請中醫師來看？
波克特：當然！我這次來北京，從王府井的平心堂給我的太太配了中藥散劑，還要帶回一些在歐洲不便買到的中成藥呢！
《科技中國》：聽說您能用中醫診病，並能開中藥方？
波克特：當然。我研究中醫藥幾十年了，60年代時曾經拜臺灣一位老中醫為師，他的脈診很特別，診斷不錯。我也是個滿不錯的中醫師啊。
《科技中國》：在德國，認可中醫中藥的人多不多？
波克特：德國是使用植物藥最多的歐共體國家，佔領了歐洲草藥市場的70%左右。據調查，58%的德國人服用天然藥物，85%的德國人認為天然藥物有效，毒性低。
可是現在到德國和其他歐美國家的中醫師，大多數水準不高。有的人到中國進修中醫幾年甚至幾個月就開中醫診所，真正能用中醫理論和方法診病治病的中醫師不多，許多中醫師不會望聞問切。他們其實是假中醫。
中醫是一門科學，希望中國要嚴格掌握培養標準，不要培養這樣的假中醫，這對中醫在世界的傳播影響很不好。
真正好的中藥也不容易買到，有些還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藥效得不到保證，這很影響中醫藥在國外的聲譽。
中醫是成熟的科學
《科技中國》：您在各種場合都說過，中醫是成熟的科學。我們相信這是您對中醫藥學多年研究和深刻理解的結果。在您看來，中西醫是不是各有所長，它們各自的長短主要是哪些？
波克特：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要多說一點。國外是有許多人認為中醫不科學。奇怪的是，居然也有許多中國的中醫們對中醫的科學性表示懷疑。我在世界許多地方講演，我一再強調中醫是一門成熟的科學。這是我幾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結論。
什麼叫科學？在我看來，科學必須符合以下三條標準：
一、以「正面經驗」為基礎。
「正面經驗」是針對確鑿的事實而取得的實際效果。「正面的事實」與「主觀的臆測」是相對立的，離開了事實，科學便失去了形成的必要條件。所以「正面經驗」，是經驗的事實資料的積累，能夠重複和驗證的。
二、陳述的單一性。
即在一定的上下文意中，具體名詞術語的含義是單一的。所陳述的內容都是有一致規定的，並排除其他含義，那怕是稍微相似的含義。
三、經驗資料的嚴格、合理的綜合。
「嚴格的」，是指不是任意的、含糊的和近似的；「合理的綜合」，是指從收集到的經驗資料中建立起合乎邏輯的聯繫。這種合乎邏輯的聯繫，就是這個學科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能使人們對未來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靈活推斷，並使原有的結果再度產生。
按照這三條標準，可大致將二十世紀的各種科學分為「精密科學」、「原始科學」和「偽科學」。少數學科屬於精密科學，如物理、化學、天文學幾乎完全符合三條標準，是「精密科學」。多數學科只符合第一條，可稱為「原始科學」。離開了取得正面經驗的確鑿事實，則應稱為「偽科學」。
在現代醫學（西醫）中，絕大多數是原始科學的知識，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學，其中還有較大的偽科學的成份。與此相反，中醫除了還有一部份是原始科學和偽科學的殘餘外，就絕大部分或者主體而言，應當稱得上是精密科學。
《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等等中國古代醫書的傳世，表明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中醫理論體系，而且很早就有自己的藥物學專著，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我的好朋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教授李致重先生在他的《中醫復興論》裡說：「中醫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方法論，以『證候』為研究物件，形成了以『藏象經絡』、『病因機理』為核心，包括診法、治則及方劑、藥物理論在內的獨特、完整的理論體系。」
中醫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臟腑經絡、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中醫認為人體與自然界也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中醫辨證論治所形成的診治疾病的基本法則，是中醫最突出的特色，也是西醫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這些結論性的觀點，我完全認同。
中醫是一種內容最豐富、最有條理、最有效的一種醫學科學。而西醫學的發展只有幾百年的歷史，大踏步發展只有幾十年。應當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學、化學的方法和理論，作為自身使用的技術才發展起來的，事實上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藥理學基礎。從根本上說，西醫學還只是一種典型的生物醫學或動物醫學，還遠沒有發展到真正意義上的人類醫學。它將針對老鼠的實驗結果應用於人類。須知，人類與老鼠畢竟有天壤之別啊。當然，西醫在物理、化學方法基礎上發展的醫療技術是很可貴的，但技術與科學是兩回事。西方醫學已進入方法學的死胡同，它不能像中醫那樣對個體機能失調作出精確的、特異的判斷，並進行治療。西醫盲目用藥的現象很普遍，動不動就用抗生素、激素，經常服用很容易造成藥物依賴，破壞人體自身的免疫力。抗生素、激素的濫用，使高血壓、心臟病、血栓等等病症隨處可見。
我開始是學西醫的，而且在慕尼克大學醫學系當過老師，也有行醫資格。如果不瞭解西醫，我就沒有資格批評西醫。當然，我決不是說西醫一無是處，這裡我是從科學與技術的比較上講的。從長遠來看，中醫應該比西醫有更廣闊的前景。因此，中醫藥學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當代人類不能缺少中醫
《科技中國》：中醫既然是成熟的科學，具有廣闊的前景，那麼，它是不是就應該具有全球化的條件？您對中醫全球化樂觀嗎？
波克特：這個問題很難用樂觀或不樂觀這樣簡單的結論來回答。從當前看，情況不容樂觀。從長遠看，如果中國同道們和中國的領導人足夠的意識到當前的問題，並著手加以糾正，中醫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這次演講的主題那樣，當代人類不能缺少中醫呀！
中國把自己的寶貝當垃圾丟掉了
《科技中國》：在您看來，當前中醫藥發展主要存在哪些問題，或者說，影響中醫藥全球化的因素是什麼？
波克特：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自己把自己的寶貝當作垃圾忽視甚至丟掉了。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醫藥在中國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科學原理認識不夠。就像剛才講的：居然也有許多中國的中醫們對中醫的科學性表示懷疑，這是問題的實質。中國至今沒有為確定其科學傳統地位而進行認識論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學探討，沒有從全人類福祉出發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注。
近一百年來，許多人固執的相信用西醫的方法可以發掘和提高中醫，這樣做的結果，使中醫受到的是教條式的輕視和文化摧殘。中國的有關主管部門和許多醫生，表現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虛無主義，不承認自己民族醫學的科學性，不認真評價並確定中醫的價值，一味追求時髦，用西醫的標準和術語改造中醫，扼殺中醫。可悲的是，當前這種狀況還在繼續惡性循環：在中國，雖然有「中西醫並重」的行政規定，但在醫療的事實上，中醫不能和西醫享有同等的學術地位。專門研究中醫的機構少，經費少，更危險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謬。研究人員沒能對中醫基本的方法論和認識論進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論據去證實中醫藥的科學特點。
在中國，對中醫的歧視處處可見。中國的西醫師有157萬人，中醫師只有27萬。在綜合醫院中，中西醫的比例約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醫研究機構和中醫學院也存在這個問題，中醫院中，病歷90％是用西醫診斷學和病理學的術語寫的，能用傳統的中醫學理論和方法來診病和開方的，一種說法是不到一萬人，而且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這樣，那就悲慘了！
種種跡象表明，中醫正在不斷走下坡路，走向衰落。這種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轉，這個曾在理論上、實踐上達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準的醫學，將成為過時的東西。這不但對中國人民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對世界人民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中醫的衰敗不僅是醫學上的問題，也是一個嚴竣的社會問題，會給一個國家的經濟帶來很大的影響。
美國2003年的衛生醫療費用是1．5萬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2004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13億人，如果沒有中醫，誰能支付起那麼高的醫療費用呢？到過歐美的人就會知道，歐美的醫療效果並不一定好，許多病的治療上並不滿意。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跑到歐美做中醫呢？中國要保證老百姓的醫療，當然更不能缺少中醫
中國應該克服文化自卑感
《科技中國》：針對您看到的這些問題，如果請您開個「藥方」，您會怎麼開？
波克特：中國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相信中國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不過我有幾點看法要說一說。
中國自己不把中醫藥學當成科學，不重視中醫藥的發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幾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醫沉思錄》，我高興地看到有許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醫的問題了。最近我讀了李致重先生的《中醫復興論》，我們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讓我高興了！我對他說：我們是朋友，也是同學，志同道合的中醫的學生呀。我認為，中國應當首先把自己中醫的事情做好。中醫應當在中國的國學傳統上儘快復興起來！
實際上，中國是不應該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有燦爛的傳統文化。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強國，對人類文明有過重大的貢獻。中國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後了，但這是社會的落後，管理的落後，經濟的落後，而不是文化特質的落後。中國人應該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氣壯地弘揚自己優秀的傳統文化，大力宣傳和發展中醫中藥學，要在世界範圍內為中醫中藥「正名」。
中醫是成熟的科學，不是經驗醫學，更不是偽科學。不要人為地把中醫學搞壞了，讓人家說你是偽科學。現在，西方人也已經覺察到西醫西藥的局限性了，但又沒有其它辦法，很多人把目光轉向植物藥物，希望從傳統醫藥中尋找出路，這是中醫中藥發展的好時機。中國應該加強中醫中藥的教學和研究。中國要培養大批真正能用中醫藥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診病治病的中醫師，不是一萬人，而是五十萬、一百萬人。這樣，輸送到世界各國的假中醫也就少了。中國應該制定中醫藥學的標準，當然不是以西醫學方法來評判的標準，並使它逐步成為國際遵循的唯一標準。這樣才能消除國際市場上那種傳統中藥按植物藥物，或者西藥標準劃定的混亂局面。中醫中藥有自己的標準，用別人的標準就不是中醫中藥了。
現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條：一是設法使中國的一些一流學者掌握認識論，即有關現代科學在方法學上與中醫學相適應的認識論。
二是繼承、開發中國傳統醫學寶庫。
三是系統地發展屬於中醫自己的現代技術。比如研製鑒定中藥的新技術；藥物功能論斷的新技術；在醫學文獻迄今還沒有包括進去的中醫治療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論和具體方法等等。
這些工作要靠中國的同仁來做，也需要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
《科技中國》：您是不是早就與中國的相關單位進行了交流與合作？
波克特：是的。我與中國的合作與交流已經有很多年了。與中方簽訂了幾項協議書，合作編纂中英文《中醫學規範辭典》、改編《傳統針灸學教程》、編寫《中醫學概論》等等。我很熱心於這些工作，因為只有首先把中醫的事情做好才行。我常常肯說：我不知道。這好像是我的口頭語。不過真的，我不知道中國不少人已經看清了中醫的問題，為什麼改起來這麼慢；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還能夠為中醫做一些什麼。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我會一直努力的。
中醫與儒釋道共同構成了中國的核心文化內涵，對道的追尋令它們異曲同工。無論皇家的正統學說還是民間的世俗文化都與天人合一、陰陽五行之道密不可分，而中醫兼俱道與術之特徵，並徹底融入世俗生活，且雅俗共賞，所以不僅人人皆可學習中醫，進一步努力還可成為業餘郎中，事實上這也正是中國從古到今的一種現象，一種典型的中國特色。中醫還有個現代特色，就是當今的許多中醫名家是學了西醫後再學中醫而成名的。中醫自身的特色也造成了中醫來源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從古到今，大凡文人騷客都略通歧黃之術，販夫走卒也會些治病的獨門偏方，至於武林人士和道家人物，則十有八九都懂些醫術。這不僅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和武俠小說中可以領略，而且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元代名醫朱丹溪四十四歲才開始學醫，典型的半路出家，一不留神成了名醫；上海名醫陳存仁寫的《我的醫務生涯》，披露了更多由文而醫的神人，茲略舉一二：惲鐵樵，上海名醫，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主編。因長子病故，遂發憤學醫，後正式掛牌行醫。其主要著作22種，另有《鐵樵函授醫學講義》；陸士諤，上海十大名醫之一，早期鴛鴦蝴蝶派小說家，主要小說有《馮婉貞》、《新孽海花》等，醫著有《醫學指南》、《士諤醫話》等，編著的醫書有《葉天士醫案》、《葉天士秘方》等。由此可見，從古代到1949年，醫者與文人之間並無明確界線，誰若想更進一步成為懸壺濟世的郎中，就可專門拜師學醫，出徒了就可成為當時的專業人士。
學中醫最好是以師帶徒的方式在實踐中學習，我所看到和實踐的結果都證明了這一點。其實東方的學問和技藝都是如此傳授的，如練武、習文、學戲、下棋、繪畫、彈琴等等。若無師，那就先尋師，師肯定可以找到，只要你心誠。此外，醫書也可成為半個老師！舊時的中醫教育是一種開放的體系，無任何門檻，誰都可以學，因為它低可用於修性養生，中可用於治病救人，上可用於悟道得道。但是你究竟能否成為好醫生，能否悟道，只能取決於你的醫道和醫德，決不取決於你的文憑和廣告。再說，中國幾千年來壓根兒就沒有中醫文憑這東西，中醫高人是師帶徒的結果。如此看來，中國學醫的舊制和習慣法其實是一種比科舉制度和現代考試制度更先進的人才選拔體制，讓社會成為最大的考場，頗有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有人說江湖醫生騙人，世上也的確有這種江湖騙子。但那個行業沒騙子？我們一生中真正上當受騙的悲劇是因為江湖醫生嗎？ 人類返樸歸真的趨勢與中醫的本質有種天然的契合，中醫本身就可以直接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這也算恢復了一種古風，一種失傳很久的中國特色。
我將認識中國字的人都稱為文人。作為一名文人，我學中醫是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所致。文人識字，所以可以先讀醫書，書就成了第一個老師。我就是這麼開始的。可惜在人間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不易，摧毀自己的興趣倒不難。我堅信只要真心學醫求道，自會碰到有緣人。果然，當我真心誠意地尋找學醫的師傅時，他們就一個個出現了，有的在鄉下，有的在城裡。看似你在找他，實際上他也在找你，有緣之人遲早會碰面。
過去幾年中，我遍訪各地各類中醫人士，其中有民間的也有學院派的，有城裡的也有鄉下的，有道士也有和尚。在尋醫訪道過程中，我常常碰到一些人對中醫憂心如焚。 早期人類對自然和自身的認識通稱為哲學，到後來才分科別類，是謂科學，亦即分科別類之學問，它是一種探索真理的方法。中醫、佛學、道學、神學不也是探索真理的方法嗎？
中醫是一門成熟科學——晰博先生談中醫 2008年
建平：晰博先生，早在1991年，《馬奎斯世界名人錄》就把您稱為「醫學科學教育家（諸科醫學改革家）」，這一稱呼的含義是什麼呢？
晰博：20世紀中葉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所有醫療實踐的功效都陷入了危機。50多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圍繞著處理這一危機的方法論而開展的。在這一背景下，《馬奎斯世界名人錄》的編輯們認為把我稱為「諸科醫學改革家」，或者更具詩意的「醫學科學教育家」比較合適。
建平：坦率地說，您宣稱在世界範圍內所有醫療實踐都發生了危機，我對此感到很吃驚。在中國，自從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具有行醫證書的西醫醫生增加了20倍；據估計，在過去25年期間，傳統中草藥的年產量大大增加，大約是上世紀70年代的20-30倍。今天，我們的政府非常認真地考慮，用發達國家的標準，通過逐漸推廣全民的醫療保險，在全國範圍內提高人民的衛生保健水準。而且，在您提及的這段期間內，在國際上稱為「傳統中醫」的中醫，在所有大陸贏得了廣泛認可和億萬擁護者。考慮到幾十年前，您本人對這一發展並無什麼貢獻，今天您怎麼可以做出這樣悲觀的評價呢？
晰博：首先，讓我說明一下，我說的並不是「任何或所有醫療活動的危機」，而是「所有醫療實踐的功效的危機」。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著作論述的是生命科學的方法論。隨機資訊、統計資料對於確定正面的、精確的資料幾乎毫無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相當不願意用統計資料來論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忽略甚至輕視統計證據。
讓我僅僅列舉一部份證據吧：在過去的這些年，在許多第一世界國家，人們的平均壽命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在下降；對醫生來說，他們的能力、他們的收入、他們的地位、他們的健康水準都在下降；對病人來說，解除痛苦或治癒的可能性在下降，可以獲得的醫療資源在持續減少；對經濟來說，研發和投資成本飛漲，而投資利潤卻大大降低；對於社會，從整體上說，衛生保健對經濟造成的壓力越大，失業、失意、蕭條、社會動盪對經濟的影響也越大。所有這些事實和現象都說明，醫療活動、醫學研究、醫學科學的功效已大大地降低。
在上述列舉的事實和現象中，對於衛生和文化領域裡最大的醜聞——中醫在中國本土上遭到的各種蓄意的、徹頭徹尾的破壞行為——我還一字未提呢。人們無需具有專業的歷史知識就會感覺到，這種惡意破壞、荒唐自毀的極端行為，在人類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建平：對不起，在這裡我要打斷您一下。對於您的觀點我不僅感到困惑，而且有點吃驚。在您出版第一部著作的幾十年前，就發生了反對廢止中醫的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正是毛澤東主席本人，在1958年發佈了合理發展中醫和西醫的政策綱領。今天，如果您隨便步入某個中國的藥店，您都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中醫的喜好絕無消減。如果您說中醫在其發源地都已毀滅，那麼您如何解釋遍及全世界的中醫熱？難道中國人民對於這樣的發展沒有一點貢獻嗎？不值得他們驕傲嗎？當然，如果外國醫生和科學家感到中醫需要進一步的改善，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用他們自己的時間和經費，盡可以去做這些事。
晰博：讓我先來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然後再討論第一個。
讓我做一個假設：假如中國境內的某個瘋子為了減少中國的人口，向中國所有上千萬人口的城市投放了核武器（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假設）。這種行為，按所有過去和現有的國際準則，將被視為「中國的內部事務」。外國甚至鄰國，都沒有什麼理由去批評，更談不上去干涉了；它們只能在自己的領土上來應付這一「不可抗力」的後果。那麼，在僅僅50年內，中醫在中國就幾乎被毀之殆盡，這種事實可不可以和我上述荒唐的假設相比呢？完全可以，而且大有過之——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災難，它對這個地球上所有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僅是幾個月、幾年，而是幾代、幾個世紀。為什麼會是這樣？讓我們首先考慮一下諸科醫學的目的：治癒或減輕疾病。我們看看以下疾病：確實造成痛苦的、延續的、不斷廣泛傳播的流行病；偏頭痛、頭痛、殘廢；便秘；腰疼；視力下降；肥胖症；月經失調；糖尿病；煙酒、毒品成癮；關節炎；癌症；骨質疏鬆症；愛滋病；過敏；病毒感染；傳染病。所有上述疾病，或多或少幾乎要影響到每一個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管其社會地位或貧富如何，只是早晚的事。而對於這些疾病，西醫至多也就能減輕某些症狀，絕不會根治，有時甚至任何治療手段都沒有。相比之下，中醫在上個世紀時，就已能夠減輕所有這些疾病，並能有效預防或完全治癒其中大部分疾病。
建平：對不起，我要再一次打斷您：全世界的醫生、全中國的西醫恐怕都要反駁您，說您所說的是一些未經證明的論點。即使是我所認識的一些著名中醫，也很難提供可靠的證據來支援您的主張。再說，如果西醫和具有悠久歷史的中醫相比是如此的不行，那麼它是怎樣獲得今天它在中國的地位的呢？
晰博：認識到我的論點是教育上的問題，而提出和實現我的主張則是方法論上的問題。
我們先說教育。從1840年起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基本處於一個痛苦、動亂和巨變的時期。實際上，沒有任何教學活動能夠保持其規範和傳統，連孔夫子、儒學也未能倖免，更不要說中醫了。1978年，當我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德國（西德）官方醫學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時，我甚至還遇到過連脈搏位置都找不准的中醫實習生；一些「專家」，在自己的名下出版了中醫藥典的宏篇巨著，卻連最重要、最常用的中藥都認不出；很多」中醫」，在他們的生活和醫療實踐中，從未接觸過中醫曾經擁有，並且現在和將來還能擁有的輝煌。所有這些使我認識到，中醫的教育，甚至在最高、最權威的級別上，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我立刻撰寫了《中醫在當今中國》一文。這篇文章產生了一定影響，促動了某些表面的調整，但沒有產生深刻的變革。
我們再來談談方法論。方法論是對可以產生預定結果的過程的連貫一致的描述。因此，方法論學家的作用截然不同於理論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讓我們打個「司機和乘客」的比喻吧：在一個汽車旅程中，司機必須時刻關注汽車前進的方向，他要保障汽車安全行駛，保障所有乘客及時到達目的地；而乘客可以隨意從各個角度、向各個方向觀望流覽，因為他們沒有這種責任。方法論學家的作用就如同司機，他需要掌握系統和準確的資料資料，以指引當今和未來的行動。作為一個方法論學家，我對中醫理論基礎作了史無前例的論述，並出版了史無前例的中醫方法論教科書 。
建平：對不起，這裡有點不清楚，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麼說您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撰寫中醫方法論的學者？換言之，您的著作比起從古至今眾多中國學者的論著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嗎？
晰博：這很容易解釋清楚。我的中醫方法論觀點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發明的。所有觀點毫無例外地全部源于中醫古籍經典，並被實際的醫療實踐所證實。我的論述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我將現代精確科學的標準應用於中醫理論的描述。通過這種方法，中醫理論產生了連貫一致的診斷陳述和預後，中醫被證明是一門精確科學，對應於一切生命科學的範式。
建平：這聽上去很好，但是一個外行人還是難於理解您的論述和目前通常應用的論述有什麼不同。而且，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中國的學者就沒有一個得出相同的結論呢？
晰博：這更容易解釋了。
首先，許多中國人，包括知識份子和19世紀末、辛亥革命前的那些自認為「受過教育」和「現代」的人，都在急切地脫離和傳統沾點邊的思想和觀點。早在我在巴黎的學生年代，我曾遇到過一些七老八十的中國人，他們自認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驕傲成員，但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見解卻是那樣的膚淺和幼稚。而外國人，以及在外國接受了教育的中國人，在1912年以後在中國陸續建立了大規模的教育機構（如北大、清華），在中國似乎定下了這樣的基調，他們的靈感和啟發主要來自那「美麗的國家」。而美國一直是不同於歐洲的，美國的技術很發達，但科學很少，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最高層次的研究。（你想想，美國的所有關鍵的基礎發明和先期研究，如原子能、航天器、噴氣式飛機、電腦、IT技術等，都是在1933年以後從歐洲移植而來，1945年以後這樣的移植就更多了。）因此在中國，中醫的基礎研究並沒有得到重視。
第二，在1949年以後，這種對於中國傳統思想和科學的貶低甚至全面的拒絕和否定並沒有被扭轉，相反，更為嚴重地升級了。1958年對於漢字的簡化對汲取和研究古籍的價值毫無幫助，反倒使其更困難，甚至完全無法進行了。
第三，基礎方法論研究上的空白並不能用現代智慧工具所填補或補償。歐洲哲學、認識論、基礎啟發論等學科，乃至愛因斯坦、普朗克、玻爾、海森伯、馮•布勞恩等人 的思想基礎，從來就沒有能夠進入現代中國。
所有這些解釋了為什麼在上世紀末，一些中國人突然意識到，旨在領導中醫現代化和中醫復興的中醫研究機構，經過了半個世紀之久，拿不出一件像樣的、和中醫現代化有密切關係的、本質的、重要的創新。更糟糕的是，研究機構的成員、合作者和研究生，完全失去了啟發式標準和創新精神，在這樣的創新擺在他們面前時，也毫無反應。
建平：我明白您所指出的中國教育和中醫教育上的缺陷，但我還是不明白這為什麼會使人們完全無法理解中醫方法論的精髓呢？您能舉個通俗易懂的例子嗎？
晰博：讓我們談談「陰陽五行」吧。「陰陽五行」的術語貫穿於中國的各個傳統學科之中，也貫穿於中醫學的各個經典文獻和現代教科書中。但是，任何瞭解中醫經典的人都知道，從來就沒有過什麼「陰陽五行學說」之類的說法。這種「學說」是20世紀一些學者的新近發明。其實，陰陽五行只是一種標準。我們知道，標準的存在與持續的應用，是真科學的基本特徵和必不可少的屬性。沒有應用標準、規範、規範術語，就沒有精確、普遍有效和整體的表述，也就沒有科學的交流。定量的方法描述過去的、也就是物化的效果，這就要求有定量的標準，如公制；這是今天最常用的西方科學的定量標準。而定性的方法描述現在的方向性，這就要求有方向性的即定性的標準；在中國科學和中醫裡，陰陽五行所起的作用就是一種定性標準的作用，它類似於在西方科學中，公制的定量標準的作用。「陰陽」這一術語甚至在其古代的原意上就意味著方向性。陰陽的原意是指山坡的兩面，即陰面與陽面。陰陽暗示了太陽運動的方向。當人們談及醫學裡的陰陽時，同一個個人，同一個個體，其功能的各個方面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所以當用陰陽來描述迴圈變化時，就隱含了方向的性質。在現代科學中，物理學在19世紀對物理現象引入了像陽性和陰性、右旋和左旋這樣儘管粗糙，然而卻相當妥貼的定性標準；今天在對基本粒子、誇克的研究中，還引用了一整套抽象的定性標準。而中國科學，尤其是中醫學，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成熟地應用陰陽五行及其在各個專門領域和不同層次等級上的衍生物這種定性的標準，以高度的精確性，絕無歧義地解釋了活動的、現存的生命現象。
正如我在《中醫學理論基礎》、《中醫的貶降》，以及我以往的通信中多次陳述的那樣：兩個或以上個體之間的交流依賴於他們（它們）之間通用的符號、語言和標準；所有理性的、明晰的、連貫的科學，即「精確」科學，都符合「單義性約定標準」。在所有中國古代科學中，有哪些其他約定標準比「五行」這一方向性標準被更為連貫一致地遵循了呢？我還需補充一點的是，在過去25年中，出於各種目的，不少中國學者都多次引用我提出的「中醫是一門成熟科學」的觀點，但卻全然不知如何證明這一觀點，好像他們忘了這樣一個對於任何核子物理學家都顯而易見的事實——所有動態現象（中醫所討論都是動態現象）都可以排他地應用方向性來解釋（用更為接近西方的約定術語來說，就是定性說明）。
建平：您能否再解釋一下什麼是「約定標準（conventional standard）」？
晰博：這些標準之所以被稱為約定標準，是因為它的應用唯一地建立在所有科學工作者默認的或者明確的約定（協議）之上，對於所有發現將參考這些標準來進行描述。換句話來講，標準本身並不是任何發現或發明的產物，甚至更不是自然規律或需要的表達。反過來，它們要符合它們為之服務的科學方法論和技術的要求。
瞭解了這些，你就會明白，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在中國開展的關於保留還是廢除這一方向性標準（特別是五行）的討論毫無意義，它只說明人們不僅全然遺忘了中醫的經典論述，而且對於理性科學的構成也渾然不知。
建平：聽了您的解釋確實很受啟發。理解這些就能解決中醫的存亡和復興的問題嗎？
晰博：僅僅理解這些當然是不夠的。為了使中醫復興，我認為目前在諸多因素中，有兩點是最主要的：第一是為未來的中醫從業人員提供適宜的教育培訓；第二是為中藥建立合理的、科學的藥理和製藥標準。
建平：您的「創新性措施」是一個很大的計畫，需要五、六十名高級人才和相關的財力、物力資源才行吧？
晰博：要實現中醫的復興，最終的確需要幾十萬中國的醫務工作者、上百萬世界各地的醫務工作者的參與才行。然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一開始時可以先在小範圍內試驗，並不需要很多資源，等取得經驗後再逐漸推廣。
當前阻礙中醫復甦的原因絕對不是缺乏財力資源，而是管理層本身對於中醫的意見長期不一致造成的。讓我們回顧一件往事吧：當我的老朋友費迪南•波蘭內，第一台噴氣發動機的首席設計師，在前蘇聯工作了8年、埃及工作了1年之後，於20世紀50年代初，受到毛澤東政府的邀請來到中國，中國政府立刻為他安排了40名口譯和筆譯人員，100多名工程師，唯恐他的傳述漏掉半個字。在1955年那個困難的時刻，中國及其政府確信：噴氣發動機、噴氣式飛機對於其政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在涉及軍事方針和戰略方面，從1955年直到今日，如同我們所期待的那樣，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一直表現出一種說一不二的決心。因此，它的關於研發噴氣發動機的決策，必然地受到成千上萬國防技術人員和舉國上下的一致支持。對比之下，在有關中醫方針和戰略方面，管理層卻顯得動搖不定、優柔寡斷。因此，不僅普通公眾關於中醫的意識和知識是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就是那些屈指可數的專家和辯護士，其觀點也表現出很大的分歧。這樣，自然就很難有連貫一致、協調統一的行動了。
建平：您怎樣看待中醫的發展前景？
按：滿晰博（ Manfred Porket ），1933年生，2015年於義大利家中過世。於1975-1996年任職德國慕尼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他在慕尼克和法國巴黎讀大學的時候，中國道教引發了他對中醫學的興趣。50年代他就開始讀中醫書籍。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 他又回到聯邦德國學西醫。
作為一名漢學家，一位在30多年的時間裡，幾乎單槍匹馬從事中醫學研究的西方學者，滿晰博對中醫學的理論和概念，提出了精深獨到的見解。
早在50-60年代他就指出，「藏象」決非單純的古代中醫解剖學。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是一種模型，是古代中醫學家用以解釋和推演人體生理、病理機制和規律的模型，便於使用和學習。這就相當於核子物理學的原子模型等圖示。而任何一位物理學家都不至於天真地認為原子就是一個以原子核為核心，電子分層纏繞的樣子。所以滿晰博說，為什麼藏象學說中的所有表達都建立在重疊和相倚的活動功能上，建立在迴圈的功能模式上呢？一旦我們對中醫理論的複雜性作深入的研究，我們就會承認，選擇這樣一種模式來 說明人體的功能及其變化是巧妙而又合宜的。這也正是中醫學方法論上的獨到之處。因為古代中醫學家使用的是感應的和綜合的觀察方法來研究人體，所以他們著重考察了人體的功能及其變化，簡略了對直觀的解剖位置的描述。而西方的醫生至今仍漠視大量極有意義的功能性變化，雖然這些變化無須借助儀器，在醫生自己和病人身上每小時都能清楚地察覺到。
二、三十年前，滿晰博就指出，「陰陽、五行」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中國特有的、科學研究中所必須的協定標準，是各個學科都可以借用的。中醫學引入這一協定標準，是因為它是唯一被公認的、「無歧解的」，類似於西方科學界通用的「米制」。
對於中西醫結合，滿晰博認為，應當先作方法論上的比較，不能用西醫的概念來套中醫；
第二步作臨床上的工作。比如對中藥的研究，不應該用純粹西方因果的和分析的方法，把中藥學變成像西藥學那樣的藥理學、製藥學、生物化學等。
他說，中醫學者和從事中醫研究的科學家的任務，決不是無批判地運用西方人兜售給他們的方法論，因為西方科學在幾乎每一個方面都與中國的傳統不同，在某些方面還不如中國的傳統。如中醫的方法論水準就很高，高於西方生物學的方法論。
再按：李約瑟（ 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 ），生於英國英格蘭倫敦，生物化學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他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李約瑟難題也引起各界關注和討論。
後記於01/20：
「概念的特性使證明和推論不可靠，不可能存在絕對由推論產生的真理，單從推論來確立真理這一必然性是相對的，甚至是主觀的。
只有直觀才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最後根據。而直觀的根據是近在眼前、當下即是的，從而也是無須證明和推論的。
抽象推論和從概念出發，正是科學理性的重要缺陷所在。」—叔本華《叔本華人生哲學》
我認為這段話很好地說明了中西醫哲學的不同之處。
後記於03/23：總結自張長琳教授《人體的彩虹》（經過改寫）：
科學革命是「現代科學」重大的爆發點，可以分為兩部分：「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
所謂「科學方法」的本質，或許可以用一句海森堡的話總結: 「我們所觀察到的，其實不是大自然本身，而是大自然對我們所提問題的一種反應。」
但說起科學，比科學方法更重要的，應當是科學的靈魂—「科學精神」。即主要源自希伯來文化的，凡事窮根究底、不論真相為何都勇敢面對的精神。
就像波普說的：「科學也許是人類文化中唯一的知識系統，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並且常常能在不太晚的時候改正錯誤。」
因此，科學家不能不加思考地人云亦云，而是應崇尚獨立的理性思維。不能只相信主觀的感覺，而是用客觀的儀器，進行定性探測和定量測定，提出不同的「模型」、「假說」、「理論」和「數學式」。接著，又需要進一步的設計並進行實驗，以便「證實」這些假說。這個過程中，有些被淘汰，有些被修改，形成進一步的「理論」。
科學家的工作，就是要在複雜、看似無章的資料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後記於04/12：陳天威《和之真諦與處世智慧》
後記於06/06：
讀完 費曼《這個不科學的年代》後，加之這一年來有了中醫臨床的初步經驗，有了跟診經驗，想來說說進一步的心得。
開始讀中醫後，最常遭到大眾質疑，同時也困擾著學生自己的問題便是一中醫究竟是不是科學?
首先，我認為這個問題已是錯的一沒有東西是「科學」本身，只有「科學的」得出的結論。
因此，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給「科學」( 名詞 ) 下個定義，才能回答究竟中醫是不是「科學的」( 形容詞 ) 醫學。
引用 費曼 的看法，「科學」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追根究柢的某些特別方法 ( 科學精神 )
2. 追根究柢之後得到的知識 ( 科學之美 )
3. 因為這些發現而可以達成的新目標 & 實際著手進行新事物或新計畫本身 ( 應用特性 ( 技術 ) )
其中，一般大眾最所熟知的應是最後一項一也就是技術層面的科學。
關於這一項，我認為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更符合的爭論，在近代已經越來越不重要，因為在這個末端的層面，各個學科的界線早已模糊不清。
關於第二項，我們可白話一點說：我們所得到的知識即是從自然中得來規律。
就這個說法而言，醫學 ( 無論是哪種醫學 )，都符合這個陳述。
於是我們的爭論很顯然的只針對一個方向，也是三個層面中最為根本的：中醫符不符合科學精神？
據 費曼 比較簡易的陳述，所謂的科學精神是：
1. 懷疑的自由
2. 認定觀測（observation）是「檢驗某些事物是否為真」的大法官
我們再套進 滿晰博 的用字，更為精確地描述，可將一項「科學的定律」的特徵做出以下總結：
1. 以「正面經驗」為基礎。( 以「觀測」作為檢驗的唯一標準 )
2. 陳述的單一性。( 費曼: 「任何一個科學定律、科學原理或實驗觀測報告，都只是某種形式的簡本，細節都不在其中，因為你永遠無法絕對精確地描述任何事物。這個遊戲就是要提出很明確的法則，看看它能否通過篩子的考驗。」)
3. 經驗資料的嚴格、合理的綜合。( 費曼:「問題並不在於什麼是可能發生的，那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於：什麼比較有可能正在發生。」)
因此，依照李致重先生在《中醫復興論》裡說的:
「中醫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方法論，以『證候』為研究物件，形成了以『藏象經絡』、『病因機理』為核心，包括診法、治則及方劑、藥物理論在內的獨特、完整的理論體系。」
中醫可說是中國經過長時間與大數據觀測出來的一套人體的規律，它的理論基礎絕對符合以上三個條件。
相較於西醫立足的動物實驗和統計操作，中醫的理論直接從人體觀察、反覆驗證，發展出來的學說並非像西醫是片段、單純總結性的陳述，而是真的具有整體性、可重複性的科學定律。
說到這裡，看倌們要搖頭了，如果中醫真的有我說的那麼好，那麼神，怎麼還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好像只能調身體。
的確，根據我這一年跟診的經驗，中醫確實存在非常大的問題。
但不在於它理論的根本，事實上，它的理論體質是比西醫好的 ( 我認為西醫那不叫「理論」叫「觀察」。大家可以發現西醫的理論常常在改，例如一年三變的營養建議 ( 不過不代表改是壞事，後面便會提到 ) )，而在於它成也文化敗也文化。
張長琳《人體的彩虹》提到:「說起科學，比科學方法更重要的，應當是科學的靈魂—『科學精神』。即主要源自希伯來文化的，凡事窮根究底、不論真相為何都勇敢面對的精神。」
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科學精神」是打從一開始，中醫便不具備的要素。
中醫秉持著中國文化的底蘊出生，它是一個有時間有人體試驗積累的大膽的想像，它的哲學和神話背景給了它秉持眼見為憑的西醫出生時注定欠缺的翅膀。但自從5000年前，我們在《內經》裡見證它的誕生後，長遠的歷史巨流中，它的進步可說是舉步維艱，長達千年的積累，竟比不上西方在工業革命後，技術加持之下一日千里的超越。
這裡我可以先簡單舉出幾點原因 ( 等到我將《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心得寫出或許可以寫得更清楚更好 )，基本上，它們全跟中國本身的文化特質有關:
1. 重實質而輕精神
闡述起來相當複雜，簡單說結果就是中醫不重視集體理論的進步，更重視秘傳帶來的實質好處；不重視理論的實際正確性，只重視結果是有效的，理論說得過去就行。
再用 金岳霖 的話說的簡單一點：「中國哲學乃是此世的」。
2. 貴古賤今
(從宋代開始大盛的風氣。
中醫歷史中光是注解的書就滿坑滿谷，完全就是 費曼 調侃的:「他們寫了很多關於前人的評論，評論這些評論的評論，描述每個人如何描述其他人，他們就那樣不停地寫這些評論。寫評論是知識份子的一種病。傳統是很重要的。於是，提出新想法的自由、新的可能性等等，都由於認定了『原來的做法比任何我能想得出來的都要好』而全被忽略掉。」
3. 社會秩序由儒家傳統維持
把家庭階層普及到社會當中，師徒之間因此更多了親屬的名分，學生不能對老師的想法隨意提出質疑。
提出質疑，不僅只有違反社交禮儀的意義，更上升到了道德缺陷。
4. 強調「信」的重要
或許與佛家的哲學思想有關，重視角度甚於客觀事實。
不過《人體的彩虹》中，有闡述這項特質跟20世紀「測不準原理」的關聯。
5. 時間觀非線性
從語言、宗教的想法當中可看出，中國文化並不像西方主流文化那樣，認為時間是由單向線性流動，重視事件的前因後果。
因此，中醫與科學精神之間的衝突，不在於它的理論，而在於它的可變性受到太多因素牽制，進步極度緩慢。
在此，先借用 費曼 在書中的話，總結幾點在面對五花八門的中醫理論時，應當把握的原則：
1. 定律並不等於觀測結果，
2. 實驗永遠都不準確。
3. 科學的各個法則必須並行不悖，相互沒有矛盾。
4. 用類比來進行辯論是很危險的。
中國文化的特色為中醫吹入了一口靈氣，但為中醫織起金絲籠的也是它。
如何在現代技術的協助下，調整思維的技巧 ( 某種工具的涵意 )，卻在前進的過程中又不丟失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是個重大的挑戰。
( 下面《超越分析哲学》中說的：「中國哲學缺乏一種對於科學的系統化發展。」)
後記於06/12：摘自《超越分析哲学》
「我的老師金岳霖在1943年于昆明西南聯大教書的時候，曾在小圈子裡散發過一些油印的哲學講義，上面有這樣的話：
『就世界三大主要哲學思潮而言，人們常說，印度哲學乃是來世的，希臘哲學是無世界的，而中國哲學乃是此世的。
當然，嚴格的說，沒有什麼哲學真的是完全此世的，而之所以人們怎麼說，只是想把事情說得誇張一點，以便把那些關鍵的特徵凸顯出來』。
金教授羅列了中國哲學幾個核心特徵，以供討論。他寫道：『中國哲學的一個特徵就是其邏輯的和認識論的關涉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這也就是說，中國哲學缺乏一種體系，特別是缺乏一種對於科學的系統化發展。」
後記於09/02：摘自《中醫哲學思維方法研究進展》
「中西醫學的研究對象同是人體，研究目的同是為了預防和治療疾病，為什麼會成為兩種差異巨大的醫學體系？
此問題的答案即在於：任何一種醫學的發展都是一定的文化產物，與特定的思維方式相關聯。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一定特點的思維方式，這是決定中西醫學差異的文化基因。
因此當中醫的臨床治療失去原有的科學與技術體系支撐的時候，中醫便淪落為不見文化思想深根的浮萍草—游離於自身科學與技術之外的中醫，所留下的只是原有體系中的經驗部分了。然而經驗是人類認知過程的初階段，它是不能稱之為『科學』的。
誠如林德宏在《東方的智慧》所言：『古老的東方自然觀不能代替現代的科學研究，它的功能是為科學研究提供一種理論思想、思維的方法，提供某種思路和角度。』
然而臨床實戰經驗仍是中醫理論建構與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因為中醫的傳統研究方法是：繼承前人的理論→從案例提煉科學假說→尋找文獻依據→通過臨床體現創新理論的實踐意義→進行臨床實踐→總結提高→創立新論→通過實驗揭示中醫理論的科學內涵→將結論提升為邏輯自洽的理論。其中，臨床實踐是傳統研究最重要的一環。
這個研究路徑目前遭遇的挑戰：
1. 難以與現代科技形成互動共進的發展態勢
2. 中醫話語權縮減加上多以混合模式治療，使從臨床經驗發展的難度增加
3. 中國文化自五四運動後發生斷裂，喪失哲學理論引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醫人試圖借用現代科學 ( 包括現代醫學 ) 的理念、方法和知識等，來研究中醫理論。
但此類研究方法的問題主要有二：
1. 是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學詮釋似乎難以窮盡。
2. 由 孔恩 的『範式理論』，中醫學與現代科學範式具有不可通約性：中醫學是有別於現代科學範式的另一類科學體系，有其獨特的概念、理論體系、思維方法等，現代中醫理論體系的構建也是近幾十年的事，還很不完善。因此對中醫理論的科學詮釋性研究的成果，絕大部份既不能納入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又無法歸入西醫學的範疇。在西醫學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的新的假說、新的發現或西醫學尚未注意到的新的事實，對西醫學的發展也意義不大。
中醫以自然語言為主體，名詞繁多而定義很少，定義多為外延定義，且具有多相性、形象性及辯證思維特徵，從語用角度看多有符號替代使用現象 ( 即『象思維』：對概念往往採用隱喻等方法表述，而沒有現代邏輯意義上的定義 )。
概念是理論構建的基本單元，而中醫理論的概念的規範性弱，缺乏邏輯的嚴密性，發展形式為疊層累積（ 即中國哲學的演進，主要不是通過新舊概念的替代，而是通過概念自身的變化，呈現出逐層遞加的累進過程 ）。
→中醫理論體系中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內容交融，實體概念與功能概念不分，其中外源與內生、經驗與推論、理論與假說並存等，其根本特徵是高度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證實或證偽，並對未知的經驗事實預見性較弱。
→理論與臨床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分離，兩者缺乏良性循環加速機制
→應以堅實的文獻研究為基礎，借用現代邏輯學方法，準確揭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搭建現代中醫藥理論體系構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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