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典故來自於《聖經》:「我是投靠耶和華，你們怎麽對我說：『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關乎信仰、逃離。
不僅合乎作者Tara出身於大山的個人背景，也合乎這是個關乎於信仰、毀滅與奔赴的個人史詩。
作者Tara本身是17歲才開始接受正規教育，最後拿到歷史博士學位的人。
就我個人而言，這本書有值得每個人一讀的地方，不只是Tara富有天賦的文字功力 ( 真心覺得甚至不輸許多作家，應該是來源於她敏銳的感知力和抽象思考能力 )，還有她對於「信仰」進而「歷史」，有超乎常人的切膚理解。
在我的人生中，也接觸過居心不良的宗教 ( 最後把我身邊一部份重要的人永遠帶走 )，也經歷過嚴重的認知失調 ( 覺得自己感覺到某些事情，但周圍所有的人都否認你的認知 )。因此能夠理解，這種認知傷痛即便普遍，卻或許因為主觀、幽微，常常使受難者有苦難言的，成為造成二次創傷的利刃。
Tara犀利地揭露出我們一般人生活中習以為常卻又完全有可能伏藏危機的「信念」。除了理智、客觀，我們會為認為應該保持忠誠的對象付出多少?
我們會讓他們來定義自己，我們會修改自己的版本，以便和他們的版本交織在一起永不分離。
而這份忠誠，它的內涵可以多麼複雜一一愛、依戀、上癮、支持、嫉恨、恐懼、軟弱、自負一一千絲萬縷看不見的線阻止我們跨過那條警戒線去改變自己居住的山頭，而它對精神造成的影響絕對是有力的，將如水滴石穿，進而重塑歷史，影響人生。
Tara的記述和理解，不啻為身在痛苦中的受害者的一點撫慰。
最近在經歷這種自我認同的風暴，我感到自己的創傷無人訴說。
所幸最後，內心軟弱如我也終於能借助她的燭光，堅信歷史不只存在於他人口中眼中，更重要的是我當像一隻勇敢自由的鳥飛往屬於我的山，書寫屬於我的版本的故事。
過去總是美好的，因為一個人從來都意識不到當時的情緒；它後來擴展開來，因此我們只對過去，而非現在，擁有完整的情緒。——維吉尼亞·伍爾夫
最終我認為，教育必須被視為一種對經驗的不斷重建；教育的過程和目標合而為一，是一回事。——約翰·杜威
父親所有的故事都關乎我們的山，我們的山谷，我們呈鋸齒狀的愛達荷州。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如果我離開這座山，如果我漂洋過海，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的地面，再也無法在地平線上搜尋那位公主時，我該怎麼辦。他從未告訴過我如何知道，我該回家了。
她講完這個故事，我們常常笑到肋骨生疼，倒在地上打滾。我們想像著一本正經、老學究般的舅舅和爸爸家那幫野蠻的傢夥見面的場景。
林恩對這個場面極度反感，再也沒來過，我這輩子從沒在山上見過他。
我們覺得這是他活該，誰讓他多管閒事，想把母親拉回那充斥著華達呢裙和奶油色鞋子的世界。
我們明白，母親家庭的解體就是我們家的開始，兩者無法並存，只有一個家能擁有她。
這時我才終於意識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個瞭解我正在經歷什麼的人: 偏執狂和原教旨主義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們如何把我在乎的人從我身邊帶走，只留下學位和證書——一種體面的虛空。現在正在發生的以前也曾發生。母女分離再度重演。磁帶在循環播放。
泰勒被內疚吞噬。多年以來，他為這次事故，之後又不斷為此事造成的每一個決定、每一聲鏗鏘有力的迴響責怪自己。他緊緊抓住那一刻和之後的一切後果，彷彿時間本身起始於我們的旅行車駛離公路的那一瞬，沒有歷史，沒有緣起，沒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歲的他在開車時睡著，時間才被開啟。
即使是現在，只要母親忘記了任何不管多麼微不足道的細節，他的眼裡就會流露出那個神情——他在撞車後的神情，他自己嘴裡流著鮮血，對現場遍覽無遺，他用目光掃視著他自認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這幕作品。
而我，我從不把那次車禍歸咎於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眾多事件之一。
十年後我的理解會發生轉變，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後，那次車禍總會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契女人，想起滙而構成人一生的所有決定——人們共同或者獨自做出的那些決定，聚合起來，製造了每一樁單獨事件。
砂礫不可計數，疊壓成沉積物然後成為岩石。
音樂響起: 一陣琴弦的撥動，接著淺吟低唱，如絲綢般輕柔，卻不知何故穿透心靈。我熟悉這首讚美詩——我們在教堂唱過，混亂的聲音帶著虔誠滙聚成大合唱——但這個不同。同樣充滿虔誠，但裡面也有別的東西，與學習、紀律和協作有關。一些我還不懂的東西。
多年以後，我才會明白他那天離開的代價是什麼，他對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麼不瞭解。
托尼和肖恩離開了山，但他們離開是去幹父親教他們幹的行當:開掛車，做焊接、拆廢料。泰勒步入了一片虛空。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他也不知道。他無法解釋這個信念從何而來，也無法解釋它是如何發出那明亮的光來穿透那黑暗的不確定。但我一直猜想那來自他腦海中的音樂，來自我們其他人聽不到的充滿希望的曲調，來自他買三角學書和收藏鉛筆屑時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那一刻，廢料場在我眼中發生了變化。兒時我和理查在這片廢墟中度過了無數時光，從一輛破車跳上另一輛破車，搜尋其中的寶貝。在這裡，我們假想了無數戰鬥場景——惡魔與巫師、精靈與暴徒、巨魔與巨人。現在它變了，不再是我兒時的那個遊樂場，而是回歸現實，有著神祕莫測、充滿敵意的物理定律。
回首往事，我發現這就是我的教育，將產生重要影響的教育: 我學著棄我而去的那個哥哥的樣子，在借來的書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細地研讀一條條摩門教教義。我在學習的這個技能至關重要，那就是對不懂的東西耐心研讀。
我想起那些聲音，想起它們充滿奇異的矛盾——想起它們使音符那樣飄浮在空氣之上，像暖風一樣柔軟，但又如此尖銳有力。我去內心深處尋求那些聲音——它們就在那理。一切感覺那麼自然，就好像我想出了那些聲音，我用想的方式唱出了它們。但之前現實從未曾屈服於我的想法。
我從未見過父親的這一面，但之後又見了許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唱歌後，不管他在廢料場工作了多久，不管他有多累，他都會開車翻山越嶺去聽我唱歌。不管他多麼痛恨像傑伊老爹那樣的人，只要那些人讚揚我的聲音，爸爸就會把他與光明會的戰鬥擱置一邊，不再充滿仇恨，他說:「是的，上帝保佑我們，我們會非常有福。」就好像我唱歌時，爸爸一時忘記了世界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它會使我墮落，忘記了我應該待在家裡受到庇護。他想讓人聽見我的聲音。
那些直覺是我的守護神。以前它們救過我，在我騎著躍起的馬時多次指導我何時抓緊馬鞍，何時避開馬蹄的撞擊。多年前，當爸爸傾倒廢料箱時，也是這些直覺促使我吊在箱上。因為它們比我還清楚，從高處摔下來也比指望爸爸插手強。我這一生中，這些直覺一直在教導我一個道理——只有依靠自己，勝算才更大。
這一刻定義了我對那一晚的記憶，以及之後長達十年之久很多類似的夜晚的記憶。在這樣的記憶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堅不可摧，像石頭一樣難以對付的自己。
起初我僅僅是讓自己相信這一點，直到有一天它變成了現實。然後我才能坦誠地告訴自己，這對我沒有影響，他沒有影響到我，因為沒有什麼可以影響我。
我不明白我的這種正確是多麼病態，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淘空了自己。
儘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後果所困擾，但我誤解了最重要的事實: 它沒有影響我，這本身就是它的影響。
他說他看清了我走的路子，那很不好。我在迷失自我，變得和其他女孩一樣，輕浮，想要操縱別人，試圖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東西。
我想到了我的身體，想到它發生的一切變化。我幾乎不知道對它有何種感覺:有時我確實希望別人能注意它、讚美它，但我馬上想起了珍妮特巴尼，感到一陣厭惡。
「你很特別，塔拉。」肖恩說。
是嗎?我想相信事實如此。泰勒幾年前也曾說過我很特別。他給我讀了《摩門經》裡的一段經文，講的是一個頭腦冷靜的孩子，善於察言觀色。「這讓我想起了妳。」泰勒當時這麼說道。
這段文字描述的是偉大的先知摩門，這一事實讓我感到困惑。女人永遠不可能成為先知，但泰勒告訴我，我讓他想起了最偉大的先知之一。
現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麼說是什麼意思，但我當時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種東西，它不論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種內在的，不可動搖的價值。
但現在，當我凝視著肖恩在我的牆上投下的影子，意識到我日漸成熟的身體，意識到它的邪惡，以及我想用它做惡的慾望，那段記憶的意義發生了變化。突然間，這種價值有了條件，似乎可以被拿走或浪費。它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一種賜予。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我，而是讓我變得身分模糊得表面上的約束和儀式。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個世界，塔拉，」他說，「一旦爸爸不在妳耳邊灌輸他的觀點，世界就會看起來大不一樣。」
我靜靜地站著，被恐懼和憐憫麻痺。那一刻，我恨他，想當著他的面吶喊。我想像他因為我的話和他的自我厭惡而一蹶不振的樣子。即便在那時，我也明白事情的真相: 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我開始學習三角學。奇怪的公式和方程式讓人安心。我被畢氏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終能預測任意一個直角三角形三邊的關係。我對物理的認知全部來自廢料場，那裡的物理世界似乎極不穩定、反覆無常。但有一個原理可以定義和捕捉生命的維度。也許現實並非完全變化無常。也許它能被解釋和預測。也許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從畢氏定理轉向學習正弦、餘弦和正切時，痛苦開始了。我無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邏輯，能感覺到他們賦予秩序和對稱的力量，但我無法破解其中的奧秘。它們嚴守秘密，成為一扇大門。我相信這扇門外是個規則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無法通過那扇門。
現在回想起來，我不確定是否是受傷讓它有了如此大的改變，但我說服自己，他身上的一切殘忍行為都是後來才有的。
我可以從這段時期的日記中追溯到演變——一個年輕的女孩在重寫她的歷史。在她為自己重建的現實中，她哥哥從托盤摔下來之前的生活一切如常，沒有什麼不對勁的。但願我最好的朋友回來，她寫道，他受傷之前，我從沒受過傷害。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跪在地毯上，聽爸爸為母親受感召成為治療者而作證時，一口氣堵在胸口，感覺自己遊離了出來。眼前不見父母和我們的起居室。
我看見一個成年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祈禱，不再像孩子一樣坐在父親的腳邊。
我看到那個女人腫脹的肚子，也就是我的肚子。她旁邊坐著她的母親，一位助產士。她握住母親的手，說她想要寶寶在醫院裡由醫生接生。我開車送你去，她的母親說。兩個女人朝門口走去，但是門被堵住了——被忠誠、被順從，被她的父親堵住了。
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但那個女人是他的女兒，她曾被他的全部信念和力量所吸引。她沒有理會他，徑直從門口走了出去。
我試想這樣一個女人會有什麼樣的未來。我試想她與父親見解不同的其他場景。她無視他的勸告，堅持己見。父親曾教育我，對於任何問題都不可能同時存在兩種合理的觀點: 真理只有一個，其他皆是謊言。
我跪在地毯上，聽著父親講話，又像是仔細端詳著一個陌生人，覺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懸在中間。我明白，沒有任何未來可以同時容納他們，沒有命運能夠同時容忍他和她。我將永遠、始終做個孩子，否則我會失去他
她把目光轉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為此我驚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說，「我原以為妳才是那個會穿越熊熊大火沖出這裡的人。我從沒料到會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讓任何事阻止妳走。」
德萬喊道:「我們走!」但我幾乎沒聽見他在說什麼。我驚慌失措。我的思緒在憤恨的迷霧中瘋狂又狂熱地徘徊。那狀態就像作夢一般，就好像那種歇斯底里讓我從五分鐘前還需要相信的虛構中解脫了出來。
我從未想過肖恩從托盤上摔下來的那一天。沒什麼可想。他摔下來是上帝的旨意，沒有更深刻的涵義。我從未想像過在現場目睹會是什麼情形: 看到肖恩跌下來，在空中亂抓。見證他撞擊地面，蜷縮身體，然後躺著一動不動。我從未允許自己想像之後發生了什麼——爸爸決定把他留在皮卡旁，或者盧克和本傑明彼此交換擔心的目光。
此刻，盯著哥哥臉上的皺紋，每道皺紋都像一條血河，我想起來了。我想起肖恩在皮卡旁坐了一刻鐘，他的大腦在出血。然後他就發了瘋。男人們將他搏倒在地，他又摔了跤，二次受傷，醫生說這次的傷本會要了他的命。這就是為什麼肖恩再也不是原來的肖恩。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麼第二次又是誰的意志呢?
爸爸沒有喊叫，也沒有教訓人。事實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視的眼神意味深長，他不再直視我，讓我覺得路上出現了一個岔路口，我走了一條路，而她走了另一條路。
那晚之後，對於是去是留我再無疑問。就好像我們正生活在未來，而我早已離開。
父親坐在我對面，看著他憔悴的臉，我突然悟出一個強大的事實，不知道為何我以前從未意識到這點。事實是: 我不是一個好女兒。我是一個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些地方與眾不同，這種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撲倒在父親的膝頭哭泣，發誓自己再也不這麼做了。但我是狼，我還在撒謊，無論如何他會嗅出謊言。我們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我並不後悔，只是感到慚愧。
那一年等待聖誕節來臨就像等待從懸崖邊走過。自從千年蟲以來，我從未如此確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將發生，它會將我從前認知的一切全部抹殺。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我試著想像未來，用教授、作業、教室來填充它，但我的大腦無法召喚出那些事物。我的想像中曾經沒有未來。只到新年夜，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節課剩下的時間我幾乎一動不敢動。我盯著鞋子，想知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每當我抬起頭，總會有人盯著我，好像我是個怪胎。我當然是個怪胎，我清楚這一點，但我不明白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我說話時查爾斯靜靜地坐著，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他說:「妳的父母沒送妳去上學，妳生他們的氣嗎?」
「這是一個優勢!」我幾乎是叫著說。我的回答出自本能。就像聽到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中的一首歌詞，馬上忍不住接下一句。查爾斯疑惑地看著我，彷彿是要我把那句話和剛剛說的那番話調和一下。
「嗯，我很生氣，」他說，「即便妳沒有。」
我什麼也沒說。除了肖恩，我從沒聽過任何人批評我的父親，對此我沒法回應。我像告訴查爾斯關於光明會的事，但這些話屬於父親，甚至連我都覺得它們聽上去很尷尬，像是事先排練過的。我無法讓這些話屬於我，為此我感到羞愧。那時的我相信。那時的我相信——一部分的我將永遠會相信——父親的話應該也是我自己的觀點。
我無法協調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所以我將它們分開。每天晚上我都在窗邊張望他那輛紅色吉普車，車一出現在公路上，我就跑向門口。等他開上山坡，我已經在草坪上等著了。不等他出來，我就坐進吉普車，和他為安全帶的事爭吵。（除非我系上安全帶，否則他拒絕開車。）
有一次，他提前到了，來到了前門。把他介紹給母親時，我緊張到結巴。她正在混合佛手柑和依蘭精油，打著響指測試比例。她說了聲「你好」，但手指還在不停地跳動。當查理斯看著我，好像在問為什麼時，母親解釋說上帝正在通過她的手指傳話。「昨天我測試過，如果今天不洗薰衣草浴，我就會偏頭痛。”她說，「我洗了，你猜怎麼著？沒有頭痛！」
「醫生可不能阻止偏頭痛發作，」爸爸插嘴說，「但上帝能！」
我們朝他的吉普車走去時，查理斯說：「你家聞上去總是那樣嗎？」
「什麼樣？」
「像腐爛的植物。」
我聳了聳肩。
「你一定聞到了，」他說，「味道濃烈。我以前聞到過。你身上一直有這股味道。見鬼，現在我身上可能也有這個味兒了。」他嗅了嗅襯衫。我很安靜。我什麼都沒聞到。
照片下面有一個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識到一九五五年母親四歲了，這種意識讓我和艾米特·提爾之間的距離轟然倒塌。我與這個被害男孩的距離可以以我所認識的人的年歲來衡量。這種衡量方法並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或地質變遷——文明的墮落、山脈的侵蝕——為參照，而是以人的皺紋，以我母親臉上的皺紋為參照。
我說不清這個稱呼給我什麼感受。肖恩這樣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鎖在過去，困在過去的自我中。但這個詞並未讓我就範，反而將我送往別外。每次他說「嘿，黑鬼，開起吊杆」，或是「給我拿個水準儀，黑鬼」，我就仿佛回到了大學，回到了那間禮堂——我窺見人類的歷史並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羅莎·帕克斯、艾米特·提爾和馬丁·路德·金的事蹟。那個夏天，我看到他們的臉浮現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檁條上，於是最後，我終於明白過來一個本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有的人反對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須從某些人那裡奪取自由。
我覺得哥哥不是那種人；我想我永遠都不會那樣看待他。但無論如何，有些事情還是發生了變化。我開始了一段覺醒之路，對哥哥，對父親，以及對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我已覺察出我們是如何被別人給予我們的傳統所塑造，而這個傳統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我開始明白，我們為一種話語發聲，這種話語的唯一目的是喪失人性和殘酷地對待他人——因為培養這種話語更容易，因為保有權力總是讓人感覺在前進。
在那些在叉車裡度過的汗流浹背的炎熱的下午，我無法清楚地表述出這些。那時的我還未掌握現在的語言。但我明白了一個事實：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過，現在我笑不出來了。這個詞沒有變，肖恩說出它的方式也沒有變，只是我的耳朵變了。它們聽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們聽見的是一個信號，一種穿越時間的召喚，得到的回應是一種越來越堅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許自己在一場我並不理解的衝突中首當其衝。
如果當時有人問我，對我來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麼，我會回答是查理斯。但其實他不是。而我會證明給他看。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愛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堅強。查理斯知道我並非如此，因此我永遠不會原諒他。
我變得反覆無常，吹毛求疵，充滿敵意。我設計了一個怪異而不斷變化的評估標準，來衡量他對我的愛。一旦他沒達到要求，我便胡思亂想。我情緒失控，將我全部的野蠻的怒火、我對父親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發洩到這個只是來幫助我的困惑的旁觀者身上。我們吵架時，我尖叫著再也不想見到他。我這樣大吵大鬧了很多次，終於有一天晚上，當我像往常一樣打電話告訴他我改變了主意時，他拒絕了。
我們在公路外的田野裡見了最後一面。我們身後是高聳的巴克峰。他說他愛我，但這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是不會去見諮詢師的。去見諮詢師就意味著尋求幫助，而我相信自己戰無不勝。這是一種優雅的騙局，一種精神戰術。腳趾沒有斷，因為它不那麼容易折斷。只有X光可以證明它是不是斷了，所以讓我的腳趾斷掉的是X光。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著厚厚的紗布，草草寫下一則日記。我問自己，為什麼我懇求他的時候，他不停下？我寫道：就像被一個僵屍毆打。仿佛他聽不見我說話一樣。
肖恩來敲門。我把日記本放在枕頭下面。他耷拉著肩膀進來，說話聲音很輕。那只是鬧著玩的，他說。他不知道會傷害到我，直到看見我在工地扶著胳膊幹活。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檢查了我的腳踝。他為我拿來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塊，說下次兩人再鬧，要是有什麼不對勁，我一定要告訴他。他離開後，我繼續寫日記。真的是在鬧，在開玩笑嗎？我寫道。難道他不知道他在傷害我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開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達清楚：我低聲說了些什麼，尖叫了些什麼？我決定相信，如果換一種方式請求他，讓他冷靜下來，他就會停下。我寫下這些，直到讓自己相信。這並沒花很長時間，因為我想相信就是這樣。想到過錯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為這意味著事情還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記，躺在床上，背誦著這段話，仿佛這是一首我決定要用心記住的詩。我幾乎就要將它牢記在心，突然被一個念頭打斷了背誦。一幅畫面侵入我的腦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頭頂上。我重回停車場，低頭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後抬頭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難忘：不是憤怒或狂暴。其中沒有怒火，只有平靜的快樂。然後我有點兒明白了——儘管內心不願承認——他的快樂正源於對我的羞辱。羞辱我並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這種不完全的認識攫住了我，有幾分鐘我的腦海被它佔據了。我從床上坐起來，重新拿出日記，做了之前從未做過的事：我把發生的經過寫了下來。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在日記中使用模糊隱晦的語言，不再隱藏自我暗示和提議。我寫下了記憶中的內容：有一次，他強迫我下車，將我的雙手舉到頭頂按住，我的襯衫也躥了上去。我懇求他讓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聽不見我的話。他只是像個大渾蛋一樣盯著它看。幸虧我個頭還小。如果個頭再大一些，當時我就會把他撕成碎片。
我拿出日記本，寫了另一則日記。與上一篇相反，在這一篇裡，我對回憶做了修正。這是一個誤會，我寫道。如果我叫他停，他會停下來的。
但無論我選擇如何記憶，這個事件都會改變一切。現在回想起來，我為此感到驚訝，不是為事實上發生了什麼而驚訝，而是為我筆下發生了什麼而驚訝。在那個女孩脆弱的軀殼中，在她為自己虛構的不可戰勝的空虛中，還留下了一個火花。
第二則日記不會掩蓋第一則的文字。兩則日記都會保留下來，將我的記憶和他的記憶並置一處。我沒有為了保持前後一致而進行修改，沒有將某一頁撕下來，這是一種大膽的做法。承認不確定性，就是被迫承認自己的軟弱和無能，但也意味著你相信你自己。這是一個弱點，但這個弱點中透出一股力量：堅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別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寫下的最有力的話，是否並非源自憤怒，而是出於懷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從未允許自己擁有這樣的特權：不確定，但拒絕讓位於那些聲稱確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別人的講述中。他們的聲音鏗鏘有力，專制而絕對。之前我從未意識到，我的聲音也可以與他們的一樣有力。
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奇怪，你怎麼會將如此超乎自己的強大力量施加於所愛的人。但肖恩對我施加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他定義了我，沒有什麼力量比這更強大的了。
主教平靜地坐在桌子後面。他問能為我做些什麼，我說不知道。我想要的沒人能給，因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幫你，」他說，「但你得把心事告訴我。」他的聲音很溫柔，那種溫柔很殘酷。我寧願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會生氣，一生氣，我就感覺自己很強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覺不到強大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
我和主教每個星期天都見面，一直持續到春天。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權威家長，但我一進門，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長的威嚴。我說著，他聽著，將我身上的恥辱感一點點消除，就像醫生把感染的傷口一點點治好。
那個學期我對學習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種奢侈品，只有經濟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權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問題佔據，比如銀行帳戶的確切餘額，欠了誰多少錢，我房間裡有什麼東西能賣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業，複習備考，但我做這些不是因為對課程真感興趣，而是出於恐懼——平均成績稍有下滑，我便會失去獎學金。
我原以為那筆錢是被用來控制我的，但它卻讓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平生第一次，當我說再也不會為父親工作時，我相信了。
現在回想起來，偷報稅單的那天是否意味著我首次為了離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個入侵者的身份進入了父親的家。這是一種心理語言的轉變，是我對家鄉的放棄。
我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點。別的學生問我來自哪裡時，我答道：「我來自愛達荷州。」儘管多年來我曾多次重複這句話，但說出它從未讓我感到坦然自在。
當你是一個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長的時候，沒有必要說出你來自那裡。我從未說過「我來自愛達荷州」，直到我離開了那裡。
這時我才開始體會到金錢的最大優勢：考慮金錢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們突然清晰地進入視野，好像在獲得助學金之前，我一直透過模糊的鏡頭看著他們。我開始看懂課本了，並發現自己讀了更多的書，遠超必讀書目的要求。
有那麼痛苦的一瞬，我認為爸爸說了謊，接著我想起他臉上的恐懼、沉重而急促的呼吸，我確信他真的相信我們身處危險之中。
我努力尋求一些解釋，幾分鐘前才學會的奇怪的詞語浮現在我的腦海：偏執、狂躁、自我感覺良好、被害妄想。終於，網頁上的故事和伴隨我童年的故事都說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裡讀過或者在新聞上看到過魯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經他狂熱的大腦一加工，它不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演繹成了他自己的故事。如果政府追捕蘭迪·韋弗，那麼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韋斯特弗，因為他在與光明會的鬥爭中一直站在前線。他不再滿足於閱讀別人的英勇事蹟，於是為自己鍛造了一頂頭盔，騎上了一匹老馬。
課堂上，老師講授了神經遞質及其對腦化學的影響。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種選擇。
這些知識也許會讓我對父親產生同情，但並沒有。我只感到憤怒。我想，我們才是付出代價的人。母親。盧克。肖恩。我們傷痕累累，瘀青、擦傷、腦震盪、腿著火、腦袋開花。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警覺的狀態和持續的恐懼之中，我們的大腦充斥著皮質醇，因為我們知道那些事情隨時可能發生。因為爸爸總是把信念置於安全之前。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正確的，在經歷了第一次車禍、第二次車禍、垃圾箱療傷、著火、托盤墜落這些事件後，他仍堅持相信自己是對的。付出代價的是我們。
我相信一個人頭腦裡的信念會讓周圍的人付出代價。也因此我對於不清醒有非常迫切的恐懼。
也是因為我爸爸，我對活在自己世界的狀態有很深切的恐懼。
黎明前一小時，他又停止了呼吸，我確信這次結束了：他死了，不會再活過來了。我將手放在他身上的一小塊繃帶上，奧黛麗和母親在我身邊跑來跑去，陣陣吟誦，敲敲打打。房間裡一點也不安寧，也許只是我心神不寧。多年來，我和父親一直衝突不斷，進行著永無休止的意志的較量。我以為我已經接受這一點，接受了我們那樣的關係。但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多麼期望能結束我們之間的衝突，多麼堅信將來我們會成為一對和平相處的父女。
回想起來，這可能是影響我們之間感情的最重要的時刻，那一刻我本可以做一件事，一件更好的事，而我卻沒有那麼做。這是爆炸後我第一次見到尼克。也許當時我該把一切都告訴他：我的家人不相信現代醫學；我們在家用藥膏和順勢療法治療燒傷；事故太可怕了，比可怕更糟糕；這一輩子我永遠不會忘記燒焦的肉的味道。我本可以告訴他這一切，本可以卸下重擔，讓我們的關係承載它，變得更強大。可是我沒有，我把這個擔子留給了自己。我和尼克的感情已經貧血、營養不良、溝通不足，越來越岌岌可危。
我相信我能修復這個裂痕——現在我回來了，這才是我的生活，即使尼克對巴克峰一無所知，那也沒關係。但是巴克峰不肯放過我，將我緊緊攫住。黑板上經常出現父親胸部燒黑的傷口，翻開課本的書頁時，我會看到他下垂的口腔。記憶中的那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比我實際生活的世界更鮮活，我在兩者之間穿梭遊走。尼克會拉著我的手，有那麼一刻，我與他在一起，感受他的肌膚與我的相碰帶來的驚訝。但當我看著我們相扣的手指時，畫面變了，那只手不是尼克的了。根本不是手，而是血淋淋的爪子。
這真的很古怪。在過去我熟悉的圈子，我對周遭人的關懷出自於真誠的愛，我付出時不思考。而在這個新的地方，我必須思考後行動，明白我的言行對他人的意義代表什麼，他們是否真的需要? 他們是否感到舒服?
這一層思考並未讓我很輕鬆地變成一個更遊刃有餘的人，反而有時候讓我非常困惑，我發現一旦我開始思考，我跟他人之間的鴻溝就變大，或者說，我更加意識到這之間的差別。
過去我到底都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為什麼原本我以為這不會那麼複雜?
我來楊百翰大學本意是學習音樂，以便將來有一天能指揮教堂唱詩班。但是那個學期——大三的秋季學期——我沒有選任何音樂課程。我無法解釋，為何我放棄了高等音樂理論，轉而選擇地理和比較政治學；為何放棄了視唱，轉而選擇猶太歷史。但當我在目錄中看到這些課程，大聲讀出它們的名稱時，我感受到一種永恆，我想嘗嘗那種永恆的味道。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著該如何理解這次談話。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議，能讓我作為妻子與母親的使命與個人興趣並行不悖。但他對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說：「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後再決定你是誰。」
整個上午我都看著這些女人，意識到父親的奇跡給她們帶來的變化。以前，為母親工作的女人們總是隨意地走近她，向她諮詢工作上的實際問題。現在她們言語輕柔，充滿欽佩。她們爭相想得到我父母的重視，場面頗為戲劇性。這種變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以前，他們是雇員；現在，他們變成了追隨者。
他停頓了一下，仿佛不確定該不該說下去。「每個人都發生了變化，」他說，「其他學生都很放鬆，直到我們來到這麼高的地方。現在他們很不自在，很緊張。而你似乎正相反。這是我第一次發現你很放鬆。你走動時的樣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這個屋頂上。」
一陣狂風掃過護欄，克里博士搖晃起來，抓住牆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讓他靠在扶壁上。他盯著我，等著我解釋。
「我給乾草棚蓋過屋頂。」最後我說。
「這麼說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為這個你才能穩穩地站在風裡嗎？」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風中站穩，是因為我不是努力嘗試站在風中，」我說，「風就是風。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陣陣狂風，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風。它們沒有區別。不同的是頭腦中怎麼想。」
他茫然地看著我，不明白我的話。
「我只是站著，」我說，「你們卻都降低身體，試圖彌補，因為高處讓你們害怕。但蹲著走和側身走並不自然，這樣反而讓自己變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這風就不值一提了。」
「這對你來說沒什麼。」他說。
我想要一個學者的頭腦，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長了一個屋頂工人的頭腦。別的學生屬於圖書館；我屬於起重機。
我含糊地說想看一些史學方面的。我已下定決心不研究歷史，而是研究歷史學家。
我想我的興趣來自學習了大屠殺和民權運動之後的無據可依之感——意識到個人對過去的瞭解是有限的，並將永遠局限於別人所告訴他們的。我知道誤解被糾正是什麼感覺——改變重大的誤解便是改變了世界。現在，我需要瞭解那些偉大的歷史看門人是如何向自己的無知和偏見妥協的。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們所寫的東西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話語和修正過程的結果，也許我就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認同的歷史不是我被教導的歷史。
爸爸可能是錯的，偉大的歷史學家卡萊爾、麥考利和特裡維廉也可能是錯的，但從他們爭論的灰燼中，我可以構建一個世界，生活在其中。當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當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經歷過的人才能了解這句話的堅強。
為了撰寫論文，我不得不換一種方式讀書，不讓自己陷入恐懼或崇拜。伯克捍衛過英國君主制，因此父親會說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會允許家裡有這樣一本書。信任自己，去閱讀這些文字，讓我感到一陣激動。讀麥迪森、漢密爾頓和傑伊的作品時，我也感受到類似的興奮，尤其是在我放棄他們的結論而支持伯克的觀點，或者是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這種閱讀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設：書並非兒戲，我也並不軟弱。
寫完這篇論文後，我把它發給了斯坦伯格教授。兩天后，又到了我們見面的時間。他隔著桌子盯著我，一言不發。我等著他開口說這篇論文是一場災難，是一種無知的思想的產物，說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結論太多。
「我在劍橋教了三十年書，」他說，「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論文之一。」
對侮辱我有備而來，但我沒有準備好接受這個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對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評論，但我什麼也沒聽到。我腦海中充滿了一個痛苦的需求：離開那個房間。那一刻，我不在劍橋大學的鐘塔里。我重返十七歲，坐在一輛紅色吉普車裡，而我愛的男孩剛剛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殘忍。讚美對我來說是一種毒藥，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對我大喊大叫，他沒有這樣做反而讓我頭暈目眩。我的醜惡一面必須得到表達。如果不是用他的聲音來表達，我就需要用自己的聲音來表達。
真心痛。
甜點一上，我就離開了大禮堂。從那些精緻美麗的人和事物中逃離出來是一種解脫——我允許自己不可愛，但不是給人當綠葉。
「你給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說，與我並肩而行，「希望他給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這邊走，」他說著，轉向教堂，「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跟在他身後，注意到自己的腳步是無聲的，意識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樣優雅地在石頭上發出嗒嗒的敲擊聲。
克里博士說他一直在觀察我。「你表現得像是在假扮別人。好像你覺得你的生活全靠偽裝。」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什麼也沒說。
「你從沒有想過，」他說，「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樣有權待在這裡。」他等待我做出解釋。
「我更喜歡給別人上菜，」我說，「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應該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說你是一個學者——我聽他說你是塊『純金』——那麼你就是。」
「這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說，「一切都閃閃發光。」
「你千萬別這樣想，」克里博士提高聲音說，「你不是愚人金，只在特定的光線下才發光。無論你成為誰，無論你把自己變成了什麼，那就是你本來的樣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劍橋，而是在於你自己。你就是黃金。回到楊百翰大學，甚至回到你家鄉的那座山，都不會改變你是誰。那可能會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甚至也會改變你對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黃金，在某些光線下也會顯得晦暗——但那只是錯覺。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話，重塑自我，但我從來沒有那樣的信心。無論我把回憶埋得多深，無論我如何緊閉雙眼對抗它們，當我想到自己，腦海中浮現的形象是那個女孩，在衛生間、在停車場的那個女孩。
我不能告訴克里博士關於那個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訴他，我不能回到劍橋，是因為在這裡，我人生中的每一個暴力和墮落時刻更為凸顯。在楊百翰大學，我幾乎可以忘記，讓過去的留在過去。但這裡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過於夢幻。比起石頭尖頂，記憶更加真實，更加可信。
對我來說，我假裝自己不屬於劍橋還有其他與階級和地位有關的原因：因為我很窮，從小就很窮。因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頂的風中而不傾斜。這就是那個不屬於劍橋的人：這次她是屋頂工人，不是那個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記裡寫道：我可以上學，可以買新衣服，但我始終是塔拉·韋斯特弗。我做過的工作沒有一個劍橋學生會去做。不管怎麼打扮，我們始終不同。衣服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內心裡有什麼東西腐爛了，惡臭熏天，令人作嘔，僅憑衣服無法掩蓋。
我不確定克里博士是否對此有所懷疑。但他明白，我執著於衣服，把它們作為我不屬於這裡、也不能屬於這裡的象徵。臨走前他最後對我說的一句話，讓我站在教堂旁邊，驚訝得一動不動。
「決定你是誰的最強大因素來自你的內心。」他說，「斯坦伯格教授說這是《賣花女》。想想那個故事吧，塔拉。」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如炬，聲音洪亮，「她只是一個穿著漂亮衣服的倫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時，她穿什麼衣服已經無關緊要了。」
我放下叉子，盯著他們看。不知為何，過去半小時裡所有的奇談怪論，都不如這句話讓我震驚。他們很少有能讓我感到震驚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邏輯，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說得通。也許是因為背景：他們屬於巴克峰，山峰掩飾了他們，所以當我看到他們在那裡，周圍環繞著我童年時代的聒噪和尖銳的遺物，他們被環境所吸納。但在這裡，離大學如此之近，他們顯得如此不真實，幾乎像神話一樣。
爸爸看著我，等著我發表意見，但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該做誰。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採用他們的女兒和追隨者的聲音。但在這裡，我似乎找不到那個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輕易就能找到的聲音。
目送他們走後，我拿出了日記本。過去我總是輕信一切，毫不懷疑，真是令人驚訝。我寫道，全世界都是錯的；只有爸爸是對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幾天前在電話裡跟我說過的話。她說她花了幾年時間才說服泰勒允許她給孩子們注射疫苗，因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醫療機構的陰謀。如今回想起來，父親的聲音猶在耳畔，當時我卻嘲笑哥哥的行為。他還是一個科學家呢！我寫道，他怎麼看不穿他們的偏執呢！重讀自己寫下的文字，我對哥哥的輕蔑變成了一種諷刺。
我拐過彎，他仍然保持著那個姿勢。父親的那個形象我將永遠銘記：他臉上的表情充滿愛意、恐懼和失落。我知道他為什麼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後一夜，就是他說不會來參加我畢業典禮的那一夜，他無意中吐露過。
「如果你在美國，」他低聲說，「無論你在哪個角落，我們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侖汽油。世界末日來臨時我可以去接你，帶你回家，讓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
「那麼以賽亞·伯林的兩種概念是什麼？”老師問。幾乎所有同學都舉起了手。老師叫了那名來自牛津的學生。「消極自由，」他說，「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礙的自由。此種意義下的自由指一個人的身體不受他人阻礙地行動。」一時之間我想起了理查，他似乎總能準確無誤地把讀過的東西背誦出來。
「很好，」老師說，「第二個呢？」
「積極自由，」另一個學生答道，「是擺脫內部約束的自由。」
我在筆記裡記下這個定義，但我並不理解它。
老師試圖澄清這個概念。他說積極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統治。他解釋說，擁有積極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從非理性的恐懼和信仰中解放出來，從上癮、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強迫中解脫出來。
大部分早晨我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學習。還是這樣的一天早晨，楊百翰大學的好友德魯通過電子郵件給我發了一首歌。他說那是一首很經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從未聽說過。我用耳機播放了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著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聽：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我把這兩行歌詞記在筆記本上，寫在正在撰寫的論文的空白處。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我從網上瞭解到鮑勃·馬利腳上的腫瘤。我還瞭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裡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我想像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著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儘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與我其他的自我認知一樣，這種認知源自那些我認識和我愛的人的聲音。
這麼多年來，那種聲音像耳語般一直伴隨著我，刨根問底，擔憂焦慮。那個聲音說，是我不對。我的夢想墮落扭曲。那個聲音有許多音色、許多音調。有時它是父親的聲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把書帶回房間，讀了整整一夜。我喜歡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滿激情的篇章，但當我讀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的一句話，我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主題。」穆勒思考的主題是女性的本質。他聲稱，許多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被哄騙、勸誘、推搡和擠壓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於現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賦和抱負。
血液沖進大腦，我感到一股腎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種可能性，一種邊界向外擴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質而言，沒有什麼終極答案。在虛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從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說：無論你是什麼人，你都是女人。
我想知道理查是如何在他正常的妻子和不正常的父母之間那洶湧波濤中航行的。那天晚上，我仔細地觀察他，發現他似乎努力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成為一切信條的忠實追隨者。當爸爸譴責醫生是撒旦的僕從時，理查轉向卡米輕輕地笑了笑，好像爸爸在開玩笑。但當爸爸揚起眉毛時，理查的表情變為嚴肅的沉思和贊同。他似乎一直處於頻繁切換的狀態，在不同的維度進進出出，不確定是要做父親的兒子，還是妻子的丈夫。
我看著卡米，感到胸口一陣發緊。我恨她目睹了這一切。我想像自己身處艾蜜莉的位置，這很容易做到——我忍不住這樣想——一時之間我又回到那個停車場，高聲尖笑，試圖讓周圍的人相信我的手腕沒有斷。
尼克帶我們去了他過去學習小提琴的音樂學院。它坐落在羅馬的中心地帶，裝飾富麗堂皇，有宏偉的樓梯和敞亮的大廳。我試著想像在這樣一個地方學習會是怎樣的感覺：每天清晨踏過大理石地板，日復一日，將學習與美相聯繫。但我想像不出來。我只能將我置身的這所學校想像成一座博物館，目之所見皆是別人生活的遺跡。
我們在羅馬遊覽了兩天。這座城市既生機勃勃，又猶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築仿佛風乾的骨頭，嵌在現代生活的動脈——搏動的電纜和繁忙的交通中。我們參觀了萬神殿、古羅馬廣場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產生了膜拜敬仰之情。這就是我對整座城市的感受：它應該被放置在玻璃後面，讓世人從遠處瞻仰，不可觸摸，亙古不變。我的同伴們不一樣，他們在這座城市中穿梭，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並未被它征服。他們沒有在許願池邊安靜下來，也沒有在羅馬鬥獸場保持沉默。相反，在我們參觀一個個歷史遺跡的路上，他們討論起哲學——霍布斯和笛卡爾，阿奎那和馬基雅維利。他們與這些宏偉的建築之間存在一種共生關係：他們將古老的建築作為他們談話的背景，給予它們生命；他們拒絕將它們視為死物，在它們的祭壇前頂禮膜拜。
第二天一早，萬里無雲。我們在博爾蓋塞別墅的庭院裡野餐，喝紅酒，吃點心。陽光燦爛，糕點美味。當時那種感覺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將這個聲音從過去帶到一個浸淫了歷史的時刻，似乎再自然不過，即使這個聲音與我自己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大家停頓了一下，看看是誰說的，然後有人問起這句話的出處，於是談話繼續。
接下來的一周裡，我像他們一樣體驗了羅馬：一個歷史聖地，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美食、交通、衝突和雷聲的地方。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館，對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樣鮮活。羅馬人民廣場。卡拉卡拉浴場。聖天使堡。在我腦海中，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紅色火車車廂和大剪刀一樣真實。它們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學、科學和文學的整個文明——與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國立古代藝術美術館，我站在卡拉瓦喬《裘蒂斯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面前，絲毫沒有聯想到殺雞。
我不知道是什麼引起了這種轉變，為什麼突然間我可以與過去偉大的思想家們交流，而不再單純對他們肅然起敬。這座城市中，陳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瀝青在紅綠燈的照耀下熠熠生輝，讓我看到一種東西，指引我可以欣賞過去，卻不再沉默不語。
我不知道我為何讓她先等等，等一段時間會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與父母交談會有何結果，但直覺告訴我情況不妙。只要我們還沒有問，就有可能相信他們不會放任不管。告訴他們這些是在冒難以想像的風險，意味著我們心裡明白他們早就知道此事。
我知道對奧黛麗來說，把我的話擺在母親面前，一定是一種巨大的解脫。她終於可以說：我沒有瘋，這事也發生在塔拉身上。
煤氣燈下的折磨。真的會是巨大的、難言說的痛苦。
我問起她記憶中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去楊百翰大學上學的前幾周，肖恩經歷了特別糟糕的夜晚。他把母親惹哭了，然後坐到沙發上，打開電視。我發現母親在廚房餐桌旁抽泣，她叫我不要去楊百翰大學。「你是唯一足夠強大，能對付他的人，」她當時說，「我對付不了他，你父親也不行，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極不情願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讓我去上學，說我是唯一一個能對付肖恩的人，你還記得這些嗎？
是的，我記得。
停頓了一下，接著出現了更多的文字——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聽到這些話，但當我看到它們，我才意識到我畢生都在尋找它們。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該好好保護你。
讀到這句話的那一刻，我似乎度過了漫長的一生，但那並非我真實的生活。我變成了另一個人，記憶中有不一樣的童年。當時我不明白這些文字的魔力，現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點：當母親告訴我，說她沒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做一個好母親時，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親。
是意願讓一個人成為母親，而非能力。
我告訴他們，我曾經貧窮而無知。當我告訴他們這些時，我絲毫不感到羞恥。那時我才明白羞恥感的來源：不是因為我不曾在鋪著大理石的音樂學院學習，也不是因為我沒有當外交官的父親；不是因為父親是半個瘋子，也不是因為母親跟著他亦步亦趨。我的羞恥感源自我有一個將我朝吱嘎作響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將我拉走遠離它們的父親；我的羞恥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時刻，源自知道母親就在隔壁房間閉目塞聽，那一刻完全沒有選擇去盡一個母親的責任。
羞恥感來自於不被愛。羞恥感來自於我無法讓其他人覺得我應該被愛。
過去是一個幽靈，虛無縹緲，沒什麼影響力。只有未來才有分量。
我在劍橋的朋友已經成為家人，與他們在一起讓我有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在巴克峰已經消失了多年。有時這種感覺讓我痛苦。我想，沒有哪個親妹妹愛陌生人會勝過愛自己的哥哥，又是什麼樣的女兒比起父親會更喜愛自己的老師？
儘管這並非我所願，我還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歡自己選擇的家庭，而不是被給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劍橋越開心，我的開心就越因為覺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發著惡臭。這種感覺變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一種我可以在舌頭上品嘗、在呼吸中聞到的東西。
我青少女時的痛苦。不能對旁人說出來的痛苦。
絕對不能看他。我幾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著教堂尖頂，他就不會動我。只是幾乎相信，因為即使我緊抓這個念頭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會感受到他的雙手，但我一動不敢動，不敢打破這個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種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樣，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會是我。當寂靜被打破，他憤怒地沖向我，我就會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麼，成了催化劑和導火索。這種迷信中透露著希望，給人能掌控局面的錯覺。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則爸爸永遠不會認真對待我——所以我用老辦法止住了痛哭：盯著鏡中自己的臉，指責它流下的每滴眼淚。這個過程如此熟悉，做這件事時，我在過去一年精心營造的幻想破碎了。虛偽的過去，虛假的未來，全都消失了。
我凝視著鏡中的自己。這面鏡子很迷人，有三塊嵌板，鑲著仿橡木邊框。我在童年、少女時代、青春期、成年之後，凝視的都是這同一面鏡子。身後的馬桶還是肖恩將我的頭按進去的那個，他曾在那裡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認自己是個妓女。
肖恩鬆開我後，我常常把自己鎖在這個衛生間裡。我會移動嵌板，直到鏡子上出現三張我的臉，然後我會盯著每一張臉，思索肖恩說了什麼，又逼我說了什麼，直到一切都開始變得真實，而不是說了幾句可以讓疼痛停止的話。現在我仍然靜靜地站在這裡，面對這面鏡子。還是同樣的臉，呈現在同樣的三塊嵌板中。
只不過這張臉變了，比以前老了，浮在一件柔軟的羊絨衫上方。但克里博士說得沒錯：讓這張臉，讓這個女人與眾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後面的東西，是她咬在齒間的東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讓人生不再一成不變。我無法用言辭描述自己看到了什麼，但我想是諸如信仰的東西。
我目瞪口呆地看看母親，又看看肖恩。在他們看來，我肯定像個傻瓜，但我不太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也不知作何反應。我想著是否該回到衛生間，穿過鏡子，派那個十六歲的女孩出來。我想，她能應付。她不會像我一樣害怕。她不會像我一樣受到傷害。她像塊石頭，沒有血肉，沒有柔軟的內心。那時我還不明白一個事實，正是溫柔——這些年來我所度過的一種溫柔的生活——才會最終拯救我。
分別就在我人生的某一刻，我意識到我必須離開我姐姐和弟弟，我必須跟他們保持距離。
因為我希望溫柔待人，也希望溫柔被對待。
我認定自己是在做夢，於是如夢中人一樣行事：我努力理解並運用這奇怪的現實規則。我跟假扮我家人的陌生人影進行理論，當無法理論時，我就撒謊。騙子們已歪曲了現實，現在該輪到我了。我告訴肖恩，我不曾跟爸爸說任何事。我說了一些「我不知道爸爸怎麼會有那種想法」和「爸爸一定是聽錯了」之類的話，希望如果我拒絕了他們的追根究底，他們就會消失。一個小時後，當我們四個仍坐在沙發上，我終於接受了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裡，所以我也在這裡。
我不知道接下來幾天發生了什麼。即使是現在，再次審視那次對峙的每一個環節——威脅、否認、訓誡、道歉——還是很難將它們聯繫起來。幾周後再反思此事，我似乎犯了上千個錯誤，將一千把刀子插進了家人的心臟。後來我才意識到，那天晚上發生的任何傷害可能並不是我一個人造成的。而過了一年多，我才明白過來一個當時顯而易見的事實：母親從來沒有跟父親對質，父親也從來沒有與肖恩對質。父親從未答應過要幫助我和奧黛麗。母親撒了謊。
現在，每當我回想母親說過的話，憶起那些文字神奇地逐個出現在螢幕上，有一個細節凸顯出來：母親將父親描述成躁鬱症，那正是我所懷疑的症狀。那是我的話，不是她的話。接著我懷疑，一向完美充當父親喉舌的母親，那天晚上只不過是在附和我的意願。
不，我告訴自己。那些是她說的話。但不管那些話是否出自她，那些曾安慰過我、治癒過我的話，都成了空。我並不相信它們是不真誠的，但真誠並未給它們帶來實質性結果，它們被其他更強大的潮流沖走了。
現實變成了液體。我腳下的地面塌陷了，拖著我下墜，飛快地旋轉著，就像沙子從宇宙底部的一個洞裡漏出來。下一次我們交談時，母親告訴我，那把刀從來就沒有威脅的意思。「肖恩想讓你更舒服些，」她說，「他知道如果他拿著刀會嚇到你，所以才把刀遞給了你。」一周後，她說根本就沒有刀。
「你的現實如此扭曲。」她說，「跟你說話，就像和一個甚至不在現場的人說話一樣。」
我同意她的話。的確如此。
我被城市裡遊客最多的地方所吸引，這樣我就可以加入其中。那是一種狂熱的遺忘方式，整個夏天我都在追逐它：在成群的遊客中忘記自我，允許自己抹去全部的個性、性格和歷史。景點越是有粗魯的吸引力，我就越被其吸引。
我知道父親會像去她家一樣挨個造訪我哥哥們的家。他們會相信他嗎？我想會的。畢竟，奧黛麗會證實他的話。我的否認將毫無意義，只不過是一個陌生人的咆哮。我走得太遠，改變得太多，早已與他們記憶中那個膝蓋結痂的妹妹相去甚遠。
幾乎不可能壓倒我父親和姐姐為我創造的歷史。他們的講述會先說服我的哥哥們，接著傳及我的堂表親，傳遍整個山谷。我失去了所有親戚，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
在這種心境下，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我獲得了哈佛大學訪學獎學金。從沒有哪個消息像這樣讓我漠不關心。我知道，作為一個從垃圾堆裡爬出來的無知女孩，竟被允許去那樣的地方讀書，我應該感激涕零才是，但我絲毫提不起熱情。我已開始思考教育讓我付出的代價，開始對它心生怨恨。
你失去的會讓自己開始怨恨自己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全新相信某個東西。
讀了奧黛麗的信後，過去的一切都變了。變化從我對她的回憶開始。當我憶起任意一段我們共同度過的童年時光，憶起那個曾經是我的小女孩和曾經是她的小女孩在一起時或溫情或幽默的時刻，記憶立刻改變了，被玷污了，開始腐朽。過去變得和現在一樣蒼白可憎。
每個家庭成員都經歷了同樣的變化。我對他們的記憶變成了不祥的控訴。其中那個曾經是我的女孩，不再是個孩子，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生物，充滿威脅，殘忍無情，會將他們吞噬。
這個怪物小孩跟蹤了我一個月，我才找到驅逐她的邏輯：我可能瘋了。如果我瘋了，一切就說得通了。如果我神志正常，一切都說不通。這種邏輯似乎糟透了，同時也是一種解脫。我並不邪惡，我只是病了。
我開始變得順從，經常依從別人的判斷。如果德魯記得的東西和我的不一樣，我會馬上承認這一點。我開始依賴德魯告訴給我的生活中的事實。我質疑自己並樂在其中，不確定我們是在上星期還是上上星期見過某個朋友，我們最喜歡的可麗餅店是在圖書館還是博物館旁邊。質疑這些瑣碎的事實以及自己掌控它們的能力，讓我得以懷疑記憶中的每一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
我的日記是個問題。我知道我的記憶不僅僅是記憶，我曾記錄下它們，於是它們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存在。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我的記憶出了差錯。錯覺處於更深層，位於我的內心深處，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便開始捏造，然後以虛構的形式被記錄了下來。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像個瘋子一樣生活。見到陽光，我懷疑要下雨。我不停地渴望向人們核實，他們是否看到了我看到的東西。這本書是藍色的嗎？我想問。那個人個頭高嗎？
有時候，這種懷疑以一種毫不妥協的確定的形式出現：有時候，我越懷疑自己的理智，就越強烈地捍衛自己的記憶，捍衛自己的「真相」，覺得這才是唯一可能的真理。肖恩暴力、危險，而父親是他的保護者。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接受聽見其他的意見。
在那些時刻，我迫切尋找一個理由，讓我相信自己神智正常。證據。我像渴望空氣一樣渴望它們。我寫信給愛琳——肖恩在賽迪前後交往過的女人，我十六歲後再也沒見過她。我把記憶中的事告訴了她，直截了當地問她，我是不是瘋了。她立即回復說我沒瘋。為了幫助我相信自己，她分享了她的記憶——肖恩朝她尖叫，罵她是個妓女。我的思緒被那個詞擢住了。我沒有告訴她，那是我的專屬詞彙。
愛琳又給我講了一件事。一次，她跟肖恩頂嘴——只是一點點，她說，近乎試探的態度——他一把將她從房子裡拽出來，把她的頭用力推到一面磚牆上，她還以為他要殺死她。他的手掐住她的喉嚨。我很幸運，她寫道，不等他開始掐我，我便高聲尖叫，我爺爺聽見了，及時阻止了他。但我知道我在他眼裡看到了什麼。
她的信就像一根固定住現實的欄杆，當我思緒開始飛轉時，伸手便可以抓住它。直到我突然意識到，她可能和我一樣瘋。她顯然不正常，我對自己說。在她經歷了這些後，我怎麼還能相信她的話呢？我不能相信這個女人，因為在所有人中，只有我知道她的心理創傷有多麼嚴重。於是我繼續從其他管道尋找證據。
四年後，一個純粹偶然的機會，我找到了證據。
在猶他州調研時，我遇到一個年輕人，他聽到我的姓氏便很生氣。
「韋斯特弗，」他陰著臉說，「跟肖恩有什麼關係嗎？」
「那是我哥哥。」
「好吧，上次見到你哥哥，」他在最後一個詞上加重語氣，好像在上面吐了口唾沫，「他用雙手掐住我表姐的脖子，把她的頭朝磚牆上撞。要不是我祖父，他會要了她的命。」
終於找到了。一個證人。一個不偏不倚的描述。但當我聽到它時，我已經不再需要它了。自我懷疑的狂熱早已褪去。那並不意味著我完全相信自己的記憶，但我相信它就像相信別人的記憶一樣，甚至相信它比一些人的記憶更可信。
他們謀劃如何讓我重新皈依，我則考慮如何順從他們。我準備屈服，即使這意味著驅魔。一個奇跡會有用：如果我能夠上演一場令人信服的重生，我就能從去年說過和做過的一切中解脫出來。我可以收回一切——把一切都歸咎到路西法身上，洗心革面。我想像自己將多麼受人尊敬，就像一隻剛剛被洗淨的器皿。我將多麼惹人喜愛。我只需將我的記憶換成他們的記憶，就可以擁有家人。
當生活本身已經如此荒唐，誰知道什麼才能算作瘋狂？
在隨後的日子裡，我把這句話寫在各處——無意識地、強迫般地寫。現在，從我當時讀的書、我的課堂筆記和日記的頁邊空白處，都能找到這句話。它的吟誦是一種咒語。我強迫自己相信——相信我所認為的真實與虛假之間沒有真正的差別。我說服自己相信，我計畫要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為了贏得父母的愛，我願意放棄自己對是非、現實和理智的看法。為了他們，我相信即使我看到的只是風車，我也願意披上盔甲，向巨人衝鋒。
賜福是一種仁慈。他對我提出的條件與對我姐姐提過的一樣。我能想像出，當她意識到能用她與我分享的現實和他的交換，那一定是一種解脫。只付出這麼少的代價，她一定很感激。
我不能指責她的選擇，但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會做出那樣的選擇。我所有的奮鬥，我多年來的學習，一直為了讓自己得到這樣一種特權：見證和體驗超越父親所給予我的更多的真理，並用這些真理構建我自己的思想。我開始相信，評價多種思想、多種歷史和多種觀點的能力是自我創造力的核心。如果現在讓步，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次爭論。我會失去對自己思想的掌控權。這就是要求我付出的代價，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父親想從我身上驅逐的不是惡魔，而是我自己。
我關上瀏覽器，盯著螢幕後面的壁紙。那還是我小時候的印花壁紙。它在我夢中出現多久了？我回來是為了悔過自新，挽救人生。但這裡沒有什麼可拯救的，也沒有什麼可把握的。只有流動的沙粒，轉瞬即逝的忠誠，以及不斷變化的歷史。
我想起那個夢，那座迷宮。我想起那些高牆，它們是用糧袋和彈藥箱砌成的，也是用我父親的恐懼和偏執、經文和預言築成的。我曾經想逃離迷宮，逃離其中令人迷惑的彎道和不斷變換的路徑，去尋找珍貴之物。現在我明白了，珍貴之物就是迷宮本身，就是我在這裡的生活留下的一切：一個我永遠無法理解其規則的謎團，因為那些根本不是規則，而是一種意圖圍困我的牢籠。我可以留下來，尋找曾經的家；我也可以現在就走，在牆壁移動、出口關上前離開。
母親已經看見我把日記本拿到了車上。她一定猜出那意味著什麼，一定感受到了其中的離別之意，因為她把父親叫回來了。他給了我一個僵硬的擁抱，說：「我愛你，你知道嗎？」
「知道，」我說，「那從來不是個問題。」
這是我跟父親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本可以從泰勒的幫助中得到安慰，但是記憶中姐姐的做法太過刺痛，於是我不信任他。我知道如果泰勒與我的父母當面對質——真正面對他們——他們會迫使他在我和他們之間做出選擇，是選我還是選其他家人。從奧黛麗那裡，我吸取了教訓：他不會選擇我。
背叛的意義。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穿越的距離——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幾乎讓我無法呼吸，讓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變得太多。我所有的學習、閱讀、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將我變成一個不再屬於任何地方的人？
我想起那個女孩，那個除了她的廢料場和大山，一無所知的女孩。她曾經盯著電視螢幕，看著兩架飛機駛入奇怪的白色柱狀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課本是廢銅爛鐵。
然而她卻擁有我所沒有的珍貴東西。儘管我現在擁有很多機會，或者也許正因為這些機會，我才失去了那個珍貴之物。
泰勒說了很久，快速回溯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譴責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誤會了，泰勒說，是哪裡出了差錯，生了誤會。也許是他自己的錯，也許是他說話的方式不對。就是這樣。是他的錯，他能彌補。
聽著聽著，我感到一種陌生的距離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這個我認識了一輩子的最摯愛的哥哥——的未來是一部我已經看過並知曉了結局的電影。我知道這齣戲的走向，因為我已經在姐姐身上體驗過了。這正是我失去奧黛麗的時刻：這是成本為現實的時刻，稅款繳納的時刻，租金到期的時刻。就在這一刻，她意識到抽身離開是多麼輕而易舉：用一整個家庭來交換一個妹妹是多麼差勁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會這麼做。我能從電話長長的回聲裡聽出他的絕望。他正決定著什麼，但我知道他自己還不知道的事：他已經做出了決定，現在他所做的只是為它做漫長的辯護。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無法計算的我給他帶來的損失，但是這些話都說得很彆扭，說得結結巴巴。怎樣遣詞造句才算合理？一個人為了你，與父親和家人疏遠，你該如何道歉？也許沒有合適的詞句來表達。你該如何感謝一個不肯棄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決定不再掙扎，任憑自己下沉時，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將你拽上了岸。這一切，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我的論文賦予歷史一個不同的形態：既不是摩門教也不是反摩門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沒有把摩門教作為人類歷史的一個目標，也沒有貶低摩門教在解決時代問題上所做的貢獻。相反，我將摩門教的意識形態視為更大的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章節。在我看來，歷史並未把摩門教徒與人類大家庭的其他成員區別對待，而是將他們捆綁在一起。
受過的傷痛把妳對事物的認識揉進血肉裡。我就是沒有辦法覺得他們覺得的事情重要。在經歷過那麼多的幻滅和悲傷，一切稍縱即逝，在真正的失落面前，這些事情聽起來多麼陌生遙遠。
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講座。講座一開始他就在黑板上寫道：「歷史是由誰書寫的？」我記得當時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歷史學家不是人類；那是像我父親一樣的人，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先知。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補充。現在，當我穿過國王學院，走在宏偉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從前的膽怯似乎顯得有些可笑。歷史是由誰書寫的呢？我想，是我。
我已經建立了新生活，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種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動離開，而是默默離開。我退縮了，逃離到大洋彼岸，讓父親為我講述我的故事，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下關於我的定論。我退讓了太多的土地——不僅僅是那座山，還有我們共同歷史的整個領域。
我想回應她的祈禱——我距離大山僅有十英里——但我知道，一旦走進那扇門，將有什麼心照不宣的協定等著我。我可以得到母愛，但有一些條件，和三年前他們給我開出的條件一樣：用我的現實來交換他們的現實，將自己的見解埋葬，讓它在大地中腐爛。
小時候，我等待思想成熟，等待經驗積累，等待抉擇堅定，等待成為一個成年人的樣子。那個人，或者那個化身，曾經有所歸屬。我屬於那座山，是那座山塑造了我。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思考，我的起點是否就是我的終點——一個人初具的雛形是否就是他唯一真實的樣貌。
平靜來之不易。我花了兩年時間列舉父親的缺點，不斷地更新記錄，仿佛將對他所有的怨恨、所有真實發生過的和想像出來的殘忍與忽視一一列舉出來，就能為我把他從生活中剔除的決定辯護。我以為，一旦證明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就會從那壓抑的負罪感中解脫，松一口氣。
但辯護並不能戰勝負罪感。再多的針對他人的怒火也無法減輕這種負罪感，因為負罪感從來都與他們無關。負罪感源於一個人對自身不幸的恐懼，與他人無關。
當我徹底接受了自己的決定，不再為舊冤耿耿於懷，不再將他的罪過與我的罪過權衡比較時，我終於擺脫了負罪感。我完全不再為父親考慮。我學會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他。因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應得。
這是我愛他的唯一方式。
這段話啟迪了我。縱然做到並不容易。
但我和父親之間的隔閡不僅來自時間和距離。它源於自我的改變。我已不是當初那個被父親養大的孩子，但他依然是那個養育了她的父親。
我們之間的裂痕已經持續破裂了二十年，如果有那麼一刻，讓裂痕最終擴大到無法修補，我相信是在那個冬夜。當我盯著衛生間鏡子裡自己的映象，在不知不覺中，父親用扭曲的雙手抓起電話，撥通了哥哥的號碼。迭戈，刀子。接下來發生的事非常戲劇化，但真正的戲劇早在衛生間就已上演了。
戲劇上演時，不知為何，我無法再穿過鏡子，將十六歲的自己釋放出來代替我。
在那一刻之前，她一直在那裡。無論我看上去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我的教育如何輝煌，我的外表如何改變——我仍然是她。我充其量不過是內心分裂的兩個人。她在裡面，每當我跨進父親家的門檻，她就出現。
那天晚上我召喚她，她沒有回應。她離我而去，封存在了鏡子裡。在那一刻之後，我做出的決定都不再是她會做的決定。它們是由一個改頭換面的人，一個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選擇。
你可以用很多說法來稱呼這個自我：轉變，蛻變，虛偽，背叛。
而我稱之為：教育。
後記於2021/01/29：
「我想著是否該回到衛生間，穿過鏡子，派那個十六歲的女孩出來。我想，她能應付。她不會像我一樣害怕。她不會像我一樣受到傷害。她像塊石頭，沒有血肉，沒有柔軟的內心。那時我還不明白一個事實，正是溫柔——這些年來我所度過的一種溫柔的生活——才會最終拯救我。」
最近我終於頭一次，用稍微公正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我的處境，我很驚訝地發現，我默認地那些我家人對待我的方式，實際上不是我應當如此。而這層體認居然來自於我的同事們。
我跟他們不曾哪一次交換過嚴肅的想法，但我在彼此逐漸了解的過程中仍然感受到了某種於我而言相當陌生的東西。比如他們會來問我要不要吃的，或者問我放假打算去哪裡，有些人會試著跟我說點話，縱然你看的出來他們實在不知道拿我怎麼辦。
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從沒有跟精神上無法相通的聰明人相處的經驗，以致於我第一時間辨認不出這建立在互相無法了解之上的善意。
然後我感受到什麼？一種溫度，完全跟智性無關，一種純粹的照護，不是出於理解，只出於他們將你視為也是有感情的人的撫慰。
我明白過來那有個詞，那正是一種人稱「溫柔」的東西。
然後我第一次留意到，從小我周圍的人總是來跟我說心事，從我是個小女孩開始，就有許多婚姻的、親子的、教育的、健康的心理問題。他們為什麼都會來找我說這些？我自問？我才隱約感到或許其實我自己正是這樣的人，人們實際上是感受到了我的耐心和同理，我與生俱來的品質。
但我周圍堪稱親近的人並沒有珍惜，他們利用了這一點，同時無視了付出溫柔的人在這場索取中必須付出的代價。那怕只有一次是我不再是那個更同理其他人的人，道德的棒子就要落下，我成了家裡不孝不義小心眼的壞胚子。他們一次又一次的索取，並一次又一次的無視了它。
縱然我心裡很願意再一次如往常一樣去同理，我的父母不是不願意，而是他們做不到，而我姊姊跟弟弟並沒有那種與生俱來的柔軟，那是天性，但我還是很感傷的發現直到我快三十歲，才知道周圍的人不為什麼地替我著想，有這個意願同時有這個能力以憐愛和看孩子的眼光看待我的言行舉止是什麼感受。
「溫柔」不在於說話的語氣是否細聲細氣，不在於紳士得體的措辭或舉止，而是對方意識到了你可能會因此受傷難過，於是他提前地、自願地、沉默地犧牲了自己的權益。
而我的家人們，他們並不願意。
我想我總是下意識感受到這點，但正是我的這份溫柔讓我不曾真正對他們做出這樣的判斷，也因此我從來不明白或許我所有那些焦慮、恐懼、委屈、寂寞，並不是我的生活就該如此。
「不知是勞倫斯有天才呢？還是他人品出色，他比我所想像的更細微、更敏感地理解我。一次，我的頭撞在百葉窗上，碰得頭昏眼花。勞倫斯對我很同情，關心我，安撫我。我感到驚奇。過去我碰頭，負傷什麼的，沒有任何人為我著想，所以我不理解人們的心。我感受到那樣的溫和，這一點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奇跡了。」—《那不是我，是風》
在這個非精神的，我並不熟悉的世界裡，人們看我就像看個小孩子，有時候我也對他們的耐心和溫柔感到驚奇。
後記於2022/03/29：
最近想通了—最重要的是，也真心地內化了—我的經歷，不等於我的本質；別人對待我的方式，也不同於我的本質。
我的本質取決於我的反應，取決於我的視角、我的選擇。
我不該為了我生來缺乏人情的幸福、受到周圍親近人情感的虐待而感到自卑，就如同我絕不會因為塔拉的痛苦而輕視她。
而是應該這樣來理解—一次又一次，在這些艱難的問題前，我做出了回答。
我的本質促使我做出了我的選擇，而那些選擇也進一步塑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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