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聖路上，寫過這麼一篇文章:
［玫瑰色小星星］
當我第一次見到Damien時，幾乎像是撿到他的。他在晚上快八點的晚餐時間，一臉迷茫的闖進當晚我們住的San Anton 遺跡中，頭上帶著自己這一個月來用路邊野花一路做成的帽子，耳邊還插了一株小草。
「我從不睡在屋頂下」他拍拍自己那也是撿來的汽車隔熱墊「但今天我路過這裡，想說...Why not...」
我很驚奇：「你不睡在床上，那你要睡在哪呢？」
他責怪地說道：「睡在樹林裡啊，我喜歡跟星星待在一起。」好像在怪我浪費他時間問這麼個蠢問題。
但Damien亦絕沒有鄙棄眾生庸俗的藝術家臭脾氣。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問了我台灣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話題實在跟天上的星星差距太遠「你也知道台灣的問題啊？」他用他招牌夢幻口氣的指教我：「你總是要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啊...不能好像事不關己...」然後跟我聊起了香港的問題。
繼San Anton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當時那麼清醒的感受。
直到前幾天這間甚至根本不是庇護所的廢棄屋，Dominic 用別針隨意披著一件一看就是撿來的布（後來他跟我說是San Anton遺跡的人送的），帶著神秘的微笑跳出來，貼到我臉前說：「你要喝咖啡嗎：目」
後來我還見到了用三天鋸木頭，自己做了相機腳架的Ale，自己撿羽毛裝飾帽子的Tomio，對誰都能侃侃而談一些冷門話題但絕不用任何通訊軟體堅持寫信的Yag（他極重隱私，故化名）。
當然還有其他人。
當時還只是早上9:30，我爬上二樓，把雙腳擱在窗台上，仔細的考慮了一下，決定把接下來尚有五個小時左右的計畫拋諸腦後，就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住下。
因為有他們，我覺得我對世界的感受變得清晰真實，就像回到家了一樣。
我必須承認，我喜愛的都是一些「怪人」，他們一點也不在軌道上，卻絕非有意為之。
總有人跟我說他們想要與眾不同，有時我會想，或許他們並不明白「特別」對一個人真正的影響，那絕非什麼可以讓你的存在更加理直氣壯的東西。多數我愛極了的這些人，他們外表都平平無奇。相較於能輕易在主流道路上找到幸福和意義的健壯、得體、自信，他們對生命信仰上的殘缺使他們有著別樣的魅力。
在我看來，真正的「特別」，意謂著你允諾了去承擔人生的孤獨，也因此這些人既強壯又敏感，既無畏又脆弱，既有富於常人的同理心又對道德有不人道苛刻的標準。
他們拋卻了屋簷站在星空下時看起來徬彿已經擁有了整個宇宙，卻又同時毫不畏懼被某種更大的吞沒。不像凱魯亞克《在路上》裡描述的那些對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顧的令人目不轉睛的人兒「像神話中巨型的黃色羅馬煙花筒那樣不停地噴發火球、火花」爆裂出眾人只能仰聲長嘆的燦爛煙花，他們更像星星，太陽出來時害羞地眨眨眼睛，便轉身逃入夜空中，做各自可愛的好夢。
褚威格說人類的歷史是由群星閃耀的時刻構成，對我來說這些人的瞬間便是永恆，一個人就是一部待夜深靜謐時眾人才會驚覺驚艷的歷史，儘管也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從不會想到這點。
最近因為實在沒有什麼社交圈子可以說話，我潛入了生命中其中一條最為寂靜的長河中，加倍的思念我人生的華年—也就是我金燦燦，唯一飽含豐盛的愛的高中時代。常常半夜睡得淺醒過來，發現自己已身在異鄉，家早失落在某處，彷彿我的一部份也死去，不禁失聲哭起來。而一想到我或許是唯一懷念著那裏的人，又不禁覺得卑微。
我當然曾想過為何所謂遊走在主流之外的這些人，包括主流之外的庇護所，對我有著對我旅伴完全不產生影響的吸引力。
我早知道這裡頭蘊藏著一種同類相吸，就像鯊魚聞到血的味道—我們是一路人，曾一腳跨入化外之境。
而前幾日我才明白，能夠準確看見我的恐懼和荒涼的人，都是經歷過剝奪的人。
傷痛在他們身上烙下印痕，直到反覆熨燙出一種懷疑蔓延到你人生的每個角落。
至於那些會問出: 「你們家也還好吧? 這是問題嗎?」「人生就是會分離啊」「你太敏感了」的人，怎麼說，我絕不能揣測他們的人生更加容易，這樣不公平。
但我們的課題確是不同的。
他們肯定沒有為乍然見到生命的無意義絕望過，沒有讓深信不疑的事物做過他們驟然的叛徒。
有樣事物本來是你的，那麼確定，或者整個社會都告訴你這是確信的，但有一天它不告而別，背叛了你，就像一句未完的句子，往後你等待話音發落像等待劊子手懸而未決的斧頭。
如果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想像一下，你媽媽死了。喔媽媽會在天上守護我們，我們將在未來團聚。不。試試這個，你媽媽死了。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上哪去找她呢? 我不知道，隻字片語呢? 也沒有。為什麼偏偏是我? 別哭鬧，這只是一個正常的過程，最重要的是要為這個過程感到開心，做個有教養的人，不要為了這種驚恐大聲吵鬧，面帶微笑接受它，然後擺出一個她還活著的模樣，你知道嗎? 沒有媽媽的人不能生氣，你沒有媽媽，別人笑話你，如果你生氣，別人會怪你破壞他們心中幸福的圖像，這麼一來你就是個危險分子，大家會討厭你甚至害怕你。
在文學或是電影作品中，這種傷痛將會得到解釋，進而療癒。但在現實生活中，它是場步履艱辛的長征，對最無法自拔會反覆自責的心靈下手。
就像《時間迴旋》裡星星沉沒而假的太陽冉冉升空，乍見生命的虛無就是一種對生命的強暴，你生命的某一部份已經因此被剝奪了，斷掉的手不會再長出來，因此你長征的目標不是去找到一種解釋，而是試著與這種意義的真空和平共處。
這種強暴，無論它幻化的面目是末世、遺棄、背叛、信仰的殞滅，多數的電影只停留在人不想重複創傷，因而試著遠離再一次的可能性。
但事實上它最殘忍的並不是在你的心中留下對暗處猛獸的恐懼，而是給了你一種目光，反覆發作的自責、如影隨形的存在恐懼。
當進入派對的時候，眾人在池中搖擺作樂，我們這種人會先去檢查門窗和酒中有沒有被下藥。簡而言之，誠如 林奕含 所言—「房思琪式的強暴」—又用《齊瓦哥醫生》中 拉拉 的原話來說: 「我是受過心靈創傷的女人，一輩子無法癒合。有人過早的把我變成女人，讓我看到生活中最齷齪的一面，並用舊時代一個老寄生蟲虛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生活...我說的正是這種美。我覺得要看到它，必須具有未經觸及的想像力和混沌初開的感受力。而這些正是我被剝奪的。如果我的人生起始不用別人的庸俗眼光看待生活，也許會形成自己對生活的看法。」
從此每件事都活在它的陰影之中，你和他人永遠無法真正相屬。
正因這種目光不佔時空的質量，旁人只是經過，而被掠奪者的氣味能夠相互吸引。
孤獨與孤獨雖不能互相安慰，卻可以認出彼此。我知道他們能看見真正的我猶如我看見他們，不會將彼此內心深處的荒涼斥為無稽或幻象。
因此當我再次見到M，我一眼就明白我倆現在終能相互理解，他現在是我們的同道中人了。縱然這也不可能使我們更親近，這是這份賦予的悲傷之處。
被掠奪者懷疑一切，而這種懷疑反倒激起了對某種更真實不移的事物的執著與熱情。
路人不能理解，對我們這種人來說，形而上並非一種理想的實現，而是生存的基石。馬斯洛金字塔中，我們長出鼻胃管，靠這些營養品過活，因已無法用口進食。
當我們談信仰、談哲學、談主義，就跟他人談父母的愛、家庭、友誼一樣，不過都是為了活下去的平凡理想。
在我的小宇宙中，我始終是浮萍，奮力的泅泳找出一條彼岸。但在我20歲那年，這個努力殘暴地被宣告失敗，我世界的星星沉沒了。然後往後很多年，我試著以各種方式，假的也好，重新掛上太陽—一種人工的妥協，我甜美的無憂無慮的微笑。
「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剝奪。」我的心裡有某部分直到現在都荒涼，已許多年沒有生靈路過它，把我愛的跟我希望被他們愛的隔開來。
聖殿已死，已傾頹而湮滅，但我至今仍會在夜半驚醒，為他們淚流滿面，就像懷念灰飛於歷史黃沙中的樓蘭古國一樣，緬懷一種現在看來充滿了古典美、異國風情的故鄉。
這是否表示我有一息求生的意志尚存?
在沙漠中我懷念有星星的夜、那段我仍懷抱找到信仰的希望的人生。
然後舔著嘴唇，試著匍匐穿過一切，去渴望渴望本身。
後記於04/26: 不過看完小說後，反而有慚愧的感覺，自己應該面對困難該像拉拉那麼堅強才是。我是愛嬌又愛撒鬧的小孩，老爭要糖果吃。
後記於05/10：但我必須承認我並不完全想要從這種痛苦逃脫。眾生皆苦。我的人生最重要的首要是連結，次要是幸福。
後記於06/02：我想我所謂這些可愛的人與地，恰可用 史考特派克 形容戒酒會的一段話來形容。
「參加匿名戒酒會的人，因為總處於逐漸康復的狀態，所以生活在持續的危機之中。他們互助合作，適應長期的危機生活，共同體就是如此運作。
我可以告訴你共同體是怎麼回事，可是我無從讓你體會共同體的感覺。一群人圍坐談論莫名其妙的怪事，彼此對話，一塊而哭泣、一塊兒笑、互相碰觸。他們產生互動的方式具有一種特質，帶有一種神奇的力量，使路過的陌生人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一《心靈地圖》
後記於06/22：
「因為小說這個心靈世界和現實世界是保持距離的，是獨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為它的創造者往往是由邊緣人來擔任的，他們很難是立足於社會中心這樣的位置。...
我們還有一種說法，就是藝術家和精神病就只差一步了，我覺得這個說法有道哩，因為藝術家和瘋子都不是那類順應社會的人，他們都不是善於適應社會的人，他們的性格、心理特質，都是和社會不太能投入的，他們和人群不能投入，他們很難走到人群裡邊去。...
我只是相信一個藝術家在他心底深處，在他的靈魂裡一定有一種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地方。...一個藝術家和人群不能投合絕不是表現在這樣淺層的地方，這種地方只不過是一個所謂藝術家的包裝而已。...
人們把這種不同看得太輕鬆了。
其實，與人群不能協調可說是藝術家痛苦的根源，這是一種沉重的命運。」一《小說家的十三堂課》
我感覺被同理了。
那對我說過自己的夢想就是做特別的人的那個人，總不可能知道他說出這句話在我耳中聽來是多麼奢侈的無心之過。
後記於06/28：
「『我的天賦才能就是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湯瑪斯低聲說道，在講出來的瞬間，他才領悟到這個事實。
『你終於找到你的路了：從不同觀點看世界！』
『但如果要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的話，我應該要有和他們一樣的生活體會。這是不可能的。』
『不是和他們一樣，而是與他們同在。這叫惻隱之心，也是你完成使命所需要的寶藏。』
...逃避到手帕的神奇世界中是出於愛的啟發。他那時就開始磨練他的天賦才能，利用走出自己主觀意識的頭腦體操鍛鍊自我：這也是真正想要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的人，必須踏出的第一步。」—《找到靈魂伴侶的秘密》
我想到Meego姐說上帝在我心中放了很大的悲憫，必定有它的目的。
後記於07/04：
「我想托爾斯泰最大的感情和希望是放在他們身上的，那就是政治犯。在這一個罪人的世界上，唯有政治犯是有自救傾向的人，他們是渴望自救的人。
當聶赫留多夫走完了流放西伯利亞的路程，參觀了監獄，走出了監獄，回到住所，開始分析思考，到最後他發現無路可走，只有一條自救的路。
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就像他就不了瑪絲洛娃，瑪絲洛娃也救不了他，他們最終的分手其實是分別走上自救的道路。
而這群政治犯則是自救的榜樣，是最崇高的人。」—《小說家的十三堂課》王安憶談《復活》
我想這些自我流放的人之所以吸引我，重要的或許他們對生命有種高度，而他們又以有勇氣的誠實去承擔了這種高度。忍受必定隨之而來的寂寞和瘋狂。
換個同《復活》同樣的象徵說法，我們是一群政治犯，向生命上訴它手握虛無的這一種暴力和權力癖，它享用主流的幸福和麻藥來呼攏我們，我們抗議，然後被駁回、流放了。
一切都彷彿生命高高在上地嘲笑著我們: 你們想要真理，想要尊嚴，那麼就忍受這樣的孤獨、這樣的自我懷疑和痛楚吧。
而他們也的確板直身子，未去找隨便哪個信仰來依託，而是秉持著一種清醒的善良自救，也尊重旁人的自救。
我們的悲喜不相通。
而各自在這西伯利亞的無垠雪天裡，之間必須保持的是一種充滿手足之情的距離感。
後記於07/09：
Lens：「你理想中與他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山本耀司：「（長時間的沉默後才回答）距離。即使是我很喜歡的人。某條線開始（我）從不介入。相對地，我也有條線，不喜歡被踩進來。（接下來我要說的）也許看似無關，但又有關係的：我在各種人當中，最喜歡近似罪犯的人……也就是：流氓阿飛，暴力團體，或者是很久以前江戶時代收拾垃圾的人、殺動物剝皮的人，也就是幹髒活兒的人。這種人活著是很艱辛的，所以（我）有共鳴。」
後記於07/11：
在重讀 維克多弗蘭克 的《活出意義來》時˙，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會沒有發現大多數的人其實是不會跳出來待在邊上審視自己 ( 是有天一位朋友跟我說我才知道 )，是因為我從小大多是看書和看電影來跟旁人交流。
嚴格說，我的社會化完全是靠藝術作品。而這些作品和會做出這些作品的人，本身就必須是具備這樣特質的人，因此我所處的社會化環境一直具有高度選擇性。
會發現這點主要是維克多弗蘭克無疑是一位高度邊緣化的人，即便他在集中營那樣極端的環境中也有辦法跳脫出來觀察和總結，這實在是太驚人了，以至於我不得不被驚得發現這一事實。
而我朝聖安於待在他們身邊的這些玫瑰色小星星們，也同樣都是高度邊緣的人。待在他們打造出來的世界等同我活生生走進了一本小說或是一場電影。
因此我才覺得跟他們待在一塊兒像回家了一樣。
後記於07/19：「叛逆本身就是慈悲。它並不是對生命反應的一種方式。出於慈悲，一個有悟性的人就成了叛逆者。...對我來說，叛逆性是一個宗教人士的基本質量。這是靈性絕對的純粹。」—奧修
後記於08/30：
「在文學中找到我的『心靈知音』，一個在某處、因為某種原因，不會對我的存在懷有敵意的某個人，並不容易。你不知道我有多常有這樣的經驗，讀著一本書的時候發現書裡的文字原來不是我的朋友，它不尊重像我這樣的人。...那時候我讀的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學，而主流文學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很有敵意的。...每當我閱讀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一股隱隱約約的悲痛，那股悲痛有時候會加劇成為一股劇痛，因為我終於明瞭那些我正在閱讀的作者及其文字，他們不是我的朋友。
...我終於找到了心靈的知音，一個不會視我為社會問題或怪物，一個不但不會抹煞我的存在，反而視我為核心與重心的人。
...我當時其實是個被文化加諸了許多愚蠢想法與偏見的年輕人，比方說我當時認為偉大的文學只存在於沒有窮人、沒有有色人種、沒有移民的世界。
這就是我所深愛並著迷的藝術力量，一個極其偉大的力量：它能開啟社會不希望看到、甚至不希望存在的空間。
...摩里森小說中心靈知音的原型是位女性並非偶然。...她們給予我們一個文化所需用來描述、探索及質問自身與社群的工具，她們的重要性無窮無盡。有色人種女性對於這個邊緣化、妖魔化並不斷設法消滅她們的社會所作出的回應，改變了公民權、道德標準、文學、辯證以及存在。」—朱諾迪亞茲
後記於09/05：
今天看了《寂寞公路》。
驚人的好看。
整部片就是一直對話對話，但坦誠又深刻，連配樂都非常克制，沒有試圖譁眾取寵，推薦找來聽。
對話型的電影中能與其比肩的大概就是《愛在三部曲》了，但《愛在》系列由於男女之間有著化學反應，沒有辦法像本片是兩個男人（甚至不是兩個女人）一樣達到那種劍拔弩張又惺惺相惜的效果。
更何況這兩位 David 可都不是普通人，不只是有藝術的才華，更重要的是 Wallace 相當誠實的那種寂寞，使兩人之間的化學效應，挑破了《愛在》三部曲探討人與人關係的天花板，試圖去靠近那人身而為人，連關係都療癒不了，永遠無法被觸及的虛無本質。
電影前半段，記者 David 對於 Wallace 那種原先在他看來是惺惺作態的故弄玄虛很感冒，正好側寫出了他那時就跟很多人一樣，不是全然明白 Wallace 真正地痛苦，藝術不是他的勳章，只是他的掙扎。
「書裡提到有一個人，從燃燒的摩天大樓上跳下來，並不是他再也不害怕摔死，而是不跳下來的後果更可怕，因此你會去想到底有什麼事這麼可怕，以至於跳下來摔死都像是一種解脫。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任何相關經驗，但那比任何生理傷害都糟糕，可能就是古時候說的精神危機，彷彿你生命中所有的真理都是假的，一切什麼都不是，你也什麼都不是，一切都是妄想。
然後你比所有人都厲害，是因為你看的出來這一切都是妄想；但你也比所有人糟糕，因為你他媽的沒辦法運作。那是真的非常恐怖。
我不認為人會改變，我確信我體內那一部份一定還在。
因為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難...我試著找出方法，讓那個部分不會被驅動起來。」
看的時候一直想到朝聖路上那些玫瑰色的人兒們，Wallace 的那種敏感、善良和誠實真的很像他們 ( 雖然他們一定不會希望我把他們這麼粗糙的分類 )。
電影最後，落幕在 Wallece 開心的和人群跳著舞，不是共舞，而是像他最希望的那樣，既同舟共濟，又各自獨立。
「華勒士認為，書本存在是為了讓人不再感覺寂寞。
我想告訴他，和他共處的那幾天，提醒了我生命應有的模樣，而不是一直想要逃離。
我會告訴他，那讓我變得不再那麼孤單。」
無論如何試圖靠近彼此，對話的盡頭總是留有必然的寂寞，自大、虛榮、卑怯、不可言說的本我，混雜在言語的縫隙之中。
唯有誠實，就像Wallace玩笑的：「這只是我和你的錄音機之間的對話。」我們渴望透過閱讀得到的何嘗不是如此，不會再比一個人毫無保留地對著自己的錄音機說話再更多了。
整部電影可說是對於人的意識所能做的最親密的接觸一種相當尊重的描繪。
是我所能想到最親密又寧靜的電影之一，致敬人對生命這本身最大程度的精神承擔，這一仗打得極有尊嚴。
寫得不錯的影評: 戰戰兢兢孤獨寂寞的寫作旅程
後記於10/02：摘自 叶婴 罗斯柴尔德
後記於2021/01/06：
「今天劇本班結束。
導演質疑我說：我看完你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講什麼？是幸福是虛偽的，還是幸福是什麼，還是幸福是需要妥協的？
我當下想了想回答：是幸福是需要妥協的。
後來回來越想越不對，在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的確不知道幸福是什麼？這種失落是否為必然？
我想講一個幸福充滿了必然的謊言的故事，但我的迷惘和困惑，在字裡行間透漏著不安，主心骨因而惶惶不顯。」
後記於2022/04/09：深焦DeepFocus Radio《在路上》早已人手一本，但我們依然低估了凱魯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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